染雾同时，在政治怨刺诗中，诗人不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这种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表现为他们的诗作中对“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它视为政治准则，“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依此而行”①。政治怨刺诗人反复高吟如果当政者不能秉德为政，就会天怒人怨，就会天命逆转。
2.敬天保民
从以上内容可见同殷人一样，周人对“天”依旧无限尊崇，在西周的社会思想中，天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也是一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源。所不同的是，在周人观念中“人”的因素得到了显著上升，德作为君主的品质和能力，既是敬仰天命的本质要求，也是君临下民的内在需求。天与德是王朝盛衰、社会治乱的深层背景。而周人所尚之“德”的内容大致包括：保民、用贤、无为、伦理、宽容、勤政、修养等。②其核心内容是“保民”。
早在武王伐纣时，周统治者已经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王朝统治的兴衰治乱有着唇亡齿寒的重要作用。《史记·周本纪》讲到武王远征商纣，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③民心向背的巨大作用在周代商的变革中鲜明体现出来。于是，西周统治者反复强调要保民，周公指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④，要想万世统治天下，子孙后辈必须世世代代保民、养民。把天命引向了人事，在天命的旗帜下说明了民众在朝代更替、政治兴亡中的作用。“保民”既是“德”的体现，也是“天”的要求，促成保民的现实因素——民心向背，仍然被周人归结为天意的要求与体现。这使周人的“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天帝之所以不断地变换着“成命”，乃是为着生民的福祚。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赋予人间的。人遵从道德规范，上天就会赏赐于人，否则，就会降罪于人。因而，帝王的行动必须以天、民的意愿为指针。使得“敬天”与“保民”获得了理念上的统一。“是否真正的‘敬天’，是看其‘保民’与否，‘保民’即是‘敬天’，‘敬天’必须‘保民’。人世权力的最高宗旨乃是‘为天养民’。”⑤这就使“敬天保民”成为有周一代的重要政治观念。
《诗经》美刺诗中多有对“敬天保民”之君的由衷赞叹，亦有不少对违背天道人理之君的讽刺与唾弃。《大雅·泂酌》就是歌颂统治者能得民心的诗：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岂弟君子，民之攸堲。
诗中所赞君子，深得民心，诗人以“撷取”为兴句，其兴意在于，以水在生活中的重要，象征君子“为民父母”，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而在宗周倾圮，国势岌岌可危时，“敬天保民”的政治观念又以另一种形式显示在《诗经》怨刺诗中，诗人多以讽喻、规谏的口吻告诫当政者要敬从天意、安国保民。《大雅·民劳》一诗是劝告厉王安民防奸的诗：
民以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民。式遏寇虐，僭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以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周厉王是一个暴虐的君主，在位时赋敛数重，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诗人以安国保民这一周之传统观念向统治者进谏，力图起弊振兴，反复警告厉王“民以劳止”，必须体恤他们的超负荷的疾苦，应该让人们过上“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的生活，这样才能防止矛盾加深加剧，才能免使国家陷入灾难。其他此类诗中也多有要求统治者敬从天命、怀抱小民，关心民生疾苦，这些都是周人“敬天保民”为政观念的反映。
周人在“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秩序，并用这一观念来保持社会在动态运行中平稳发展，进而保证周王朝久盛不衰。在这一观念中，“人”的因素被大大提升，较之夏商，突出强调出“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周代礼乐文化兴起，代替了殷商的巫觋文化。
3.尊贤重才
与“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一脉相承的是周人的“尊贤重才”观念。对“人”的力量的强调，使周代“人本主义”思想有了长足发展，在王朝的施政策略中也就贯穿着“尊贤重才”的观念，重视杰出人才对王朝兴衰治乱的巨大作用，这一观念于周初便已确立。周公曾言：“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⑥被曹操赞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此观念在《诗经》美刺诗中有很多体现。《大雅·崧高》与《大雅·烝民》就是典型的称赞贤才的诗。《崧高》中尹吉甫开篇即言：“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赞叹甫侯与申伯两位人才对周朝兴安的巨大作用，说甫侯和申伯是周朝的栋梁，是天下的屏障与围墙。《烝民》中更是对英才仲山甫的溢美之意冲贯全诗。相反，在政治怨刺诗《大雅·桑柔》中芮良夫哀伤周厉王暴虐昏庸，厉声指斥他任用非人而终遭灭亡，从中亦可见他认为贤才忠良对国家朝政的重要性。
二、《诗经》战争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诗经》收录的是上自西周、下迄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这五百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中原华夏各国之间的称霸战争从未停止。各邦国之间剧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使夏禹之时的万国到殷时减至三千，周初又减至一千七百七十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中记载：春秋时代有国一百三十一，至战国后期，仅存齐、楚、韩、赵、秦、魏、燕七国。⑦此外，自西周建立以来，一直受到周边部族的威胁和侵扰，中原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也此起彼伏，其时北方和西方有猃狁和戎狄，东南方有徐戎、淮夷，南方有荆楚，即所谓“四夷”。史学家刘昶先生讲到：“游牧部落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生产。……他们大规模侵袭掠夺周边农业居民，……同时，也激起激烈的反抗。……这种挑战和应战往往构成中世纪舞台上最有声色、悲怆雄壮、动人心魄的场面。”⑧加之，又有对内镇压叛乱的战争，武王灭殷后，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国，并令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而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蔡二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三年激战，后才平定。《豳风》中的《破斧》、《东山》就是这一史实的艺术反映。所以，战争是周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是《诗经》中不可忽视的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