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刚说》原文及翻译

　　始吾弟子由为条例司属官，以议不合引去。王荆公谓君曰：“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公不答，径起入户，君亦趋出。君为镇江军书记，吾时通守钱塘，往来常、润间，见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监司皆新进少年，驭吏如束湿，不复以礼遇士大夫，而独敬惮君，曰：“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谢麟经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与蛮战死，君为桂州节度判官，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一并查处)，且尽斩之。君持不可。麟以语侵君。君日：“狱当论情，吏当守法。逗挠不进，诸将罪也。既伏其辜矣，余人可尽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与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狱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迁官。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

　　方孔子时，可谓多君子，而曰“未见刚者”，以明其难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刚则折”!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 (选自《苏轼集卷九十二刚说》)

　　译文：

　　孔子说：“刚强坚毅、朴实少言的人差不多是个仁爱的人。”孔子又说：“花言巧语、善于矫饰的人，他的仁爱之心大概没有了。”孔子喜欢那些刚强坚毅的人，并不是喜欢他们的刚强坚毅，而是喜欢他们身上的仁爱之心。孔子讨厌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并不是讨厌花言巧语，讨厌他们没有仁爱之心。我这一生遭遇了许多磨难，往往能亲身体会这件事。凡是在我人生困厄的时候帮助我的。都是平时(刚强坚毅)令人敬畏的人；在我仕途艰险的时候排挤我的，都是以前(花言巧语)讨人喜欢的人。所以我知道刚毅的人一定有仁爱之心，而花言巧语的人一定没有仁爱之心。

　　像孙介夫(名立节)那样的人，真可以算是刚毅的人了。起初我的弟弟子由担任条例司的属官。因为与同僚评议朝政观点不同自请离开。王安石对孙介夫说：‘‘我们条例司应该录用像你一样做事开明、敏捷的人啊。”孙介夫笑着说：“您说错了。一定要录用比我强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不肯担任条例司属官的。”王安石不回答，直接走进门里，孙介夫也快步离开。孙介夫担任镇江军书记，正当新法刚刚开始实施，监司都是刚入仕的年轻人，不再对士大夫以礼相待，却唯独对孙介夫十分尊敬和忌惮，说：“这是那位拒绝丞相不愿意担任条例司属官的人。”

　　谢麟掌管溪洞等地的事情，桂州守官王奇与蛮敌作战阵亡，当时孙介夫担任桂州节度判官，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审问有罪的官吏与士兵。谢麟于是将抓捕了大小官吏十二人交给孙介夫审查，打算将他们全杀掉。孙介夫坚持不可以。谢麟用言词威胁孙介夫。孙介夫说：“审案应当按事实办理，官吏更应当奉公守法。军队驻留不前是几位将领的过错，他们已经认罪了，其他人(难道)可以全杀掉吗!如果一定要非法杀人，那么经制司您自己做吧，我怎么会参与这件事呢?”谢麟于是上奏说孙介夫抗拒上司的命令，孙介夫也上奏说谢麟侵权管理审案的事情。刑部最后按照孙介夫的奏章定案，十二个人都免去死刑。有人只是被判贬官。我因此更相信刚毅的人一定有仁爱之心。．

　　孔子生活的年代，可以算是有许多有品德的人，可是孔子却说‘‘没能见到刚毅的人”，这是为了说明这种人很难遇到。可是世人竟说“太刚毅的人容易被折损’’!士人担忧的是不刚毅，通过长期修养来成就这种品德还担心不够，怎么担心自己太刚毅，害怕被折损呢!会不会被折损是天意，不是刚毅的过错。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患得患失的浅陋小人啊。

　　苏轼的成就介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x诗文x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八到九成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一、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