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图书馆遭遇尴尬心情日记
我在北大游学13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意的心酸,可谓酸甜苦辣,皆有体验。我初到北大时,就曾在北大图书馆遭遇过尴尬,至今回首往事,仍感慨系之。
1996年3月14日,我从浙江金华的农村来到北大中文系自费进修。初到北大的头几天,我仿佛闯进了精神的伊甸园。当年3月21日,我拿着北大单科进修证去北大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时,却遭遇到了尴尬。北大图书馆规定旁听生不给予办理借书证,这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凉透了我的整个身心。
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工作人员介绍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的照顾。可工作人员很是冷漠,不耐烦地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看书,北大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
我无奈地走出图书馆,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我就遇到了不平等。
记得在上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主校时,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就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校长听后非常赞许。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来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无限憧憬和向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北大学生的`社团活动,收获也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快给北大图书馆的林被甸馆长打了招呼。我去图书馆找林馆长,他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并安排一位副馆长带我去外借办证处办理,才知道图书馆只要有北大教职工担保,便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我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的借阅费100元,顺利办理了借书证。
终于领到了梦寐以求的借书证,我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师生同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
从此,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研究奠定了基础。
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或介绍信,便可办理临时阅览证了,交2元钱便可进图书馆整天博览群书了。估计不会再遇到我这样的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