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蝶恋花》原文翻译及赏析

　　《蝶恋花·春景》，是由北宋时期著名诗人、文学家苏轼所写的一首词作。其作于何时，各方莫衷一是，有苏轼密州、黄州、定州、惠州时期等诸多说法，然皆苦无证据明示，故今日已不可详考。作为宋词豪放派先驱的苏轼，一生之中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豪放派词作，这容易让人误以为苏词尽皆豪放之作，但从苏词的总体来看，其婉约之作反而是占大多数的，此词便是其一。在此词中，作者通过对残红退尽、春意阑珊的暮春景色的描写和远行途中的失意心境的描绘，借惜春伤情之名，表达出作者对韶光流逝的惋惜、宦海沉浮的悲叹和浮生颠沛的无可奈何。

　　这是一首描绘晚春的感怀之作。上阕写暮春自然风光，春去夏来，自然界发生了许多变化。视角由小到大，由近渐远地展开，极富色彩感和运动感。“天涯何处无芳草”，是对暮春景色的描述，又点化游春少年的惆怅。下阕写春游途中的见闻和感想：一道短墙将少年与佳人隔开，佳人笑声牵动少年的芳心，也引起少年之烦恼。“多情却被无情恼”，寄寓着作者自己的失意。有声有色而又婉媚绰约。

　　这首词将伤春之情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蕴藉，情景交融，哀婉动人。清人王士《花草蒙拾》称赞道：“'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苏轼除写豪放风格的词以外，还写了大量的婉约词。他的婉约词同样有劲气流动，不同于花间词的软弱。词中包蕴的意趣亦为词家推重。《古今词话》说此词写行人多情与佳人无情，“极有理趣”。正所谓“物自无情而人自多情”，这是人生中非常普遍的现象。还有人评价它富有“禅趣”，那阻隔有情与无情沟通的，不仅仅是绿水环绕的围墙，而更是人们的“心墙”。作者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仍“多情”地追求理想，执着人生，可是却总被“无情”所恼。这正说明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忘情于现实世界。他在这首词中所流露出的伤感，正是基于对现实人生的热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词一开篇即呈现出暮春景色。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是说红花已所剩无几。着一“褪”字就深了一层，不但花少，且已褪色，感伤之情更浓。睹暮春景色，抒伤春之情，是古诗词中常有之意。不过一般人写伤春意绪，总会把那种凄迷寥落之感表达到极致。苏轼则更多了一些旷达。有繁华就有衰落，有凋谢就有新生。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

　　接着，作者将目光从一花一枝上移开，转向不远处更加开阔的地方。只见燕子掠着水面低飞，绿水环绕着人家的墙院。寥寥几笔，便勾画出春意未尽的乡村图景。飞动的燕子为画面增添了动态之美;“绿水人家”则带来了生活的气息，并为后文“墙里佳人”的出现作好了铺垫。“绿水人家绕”一句中的“绕”字，曾有人以为应是“晓”。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舍而飞，绿水绕舍而流，行人绕舍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是词中最为人称道的两句。枝头上的柳絮随风远去，愈来愈少;普天之下，哪里没有青青芳草呢。

　　“柳绵”，即柳絮。柳絮纷飞，春色将尽，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一句，语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是卜者灵氛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在《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即便如此，这两句还是蕴含着许多辛酸和悲哀。据《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词谈》记载：“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霜神)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联系当时苏轼的遭遇，是颇耐人思索的。苏轼一生漂泊，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墙里有人荡秋千，墙外有条小道。墙外小道上走着行人，墙里飘来佳人清脆的欢笑。

　　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它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与读者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意味。小词最忌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十六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一半。而读来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我们已感受到一种冷落寂寞。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佳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佳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渐渐走远。总之，佳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认为是行人心存爱慕之情，而佳人却根本不知。行人的“有情”遭遇佳人的“无情”，心中无可奈何，故十分烦恼。这俨然是一个单相思式的`喜剧。倘若这是作者目睹他人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是借爱情来写人生普遍存在的这样一种矛盾。但词中“行人”更接近作者自己的写照，其中“情”的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绝不仅限于爱情。作者饱经沧桑，有惜春迟暮之情，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

　　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华年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空白，让读者去回味，去想象。

　　创作背景

　　此词朱祖谋本、龙榆生本未编年。其后诸家编年有异，而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

　　曹树铭本云：“细玩此词上片之意境，与本集《满江红》之上片相似。而这首词下片之意境，复与本集《蝶恋花》之下片相似。以上二词，俱作于熙宁九年丙辰密州任内。铭颇疑此词亦系在密州所作，志以待考。”

　　薛瑞生本、邹同庆、王宗堂本均据《冷斋夜话》所载王朝云在惠州贬所曾唱此词及苏轼惠州时期的诗文里惯用此词中出现的“天涯”一词而系于绍圣二年（1095）春，作于惠州。陈迩冬《苏轼词选》也怀疑这首词是“谪岭南时期的作品”。

　　张志烈《苏词二首系年略考》，认为苏轼打击定州流亡稍微了解英语国家希望他离开南邵胜元年（1094）闰四月从接触Dingnan路发布现场。

　　李世忠《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则据词中“青杏”、“燕子”、“柳绵”意象断定此词必不作于苏轼贬惠期间，据其所表述的思想情感看，当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但没有具体编年。

　　拓展阅读：

　　苏轼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旧党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蝶恋花》原文翻译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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