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茜谈父亲梁实秋
梁文茜是梁实秋的长女,迄今生活在大陆的惟一一个梁实秋的子女。1987年梁实秋遽然在台去世,梁文茜急欲赴台奔丧,台湾当局不予放行,成为当时社会一大新闻。我那时始知梁文茜其事,结识其人是最近的事。我想为梁实秋先生编一本“别样”的散文集,为版权事宜专程进京叩访了梁文茜女士。
梁文茜原是北京参事室参事,业律师,曾任北京四海律师事务所主任。现已届八十高龄,在北京寓所安度晚年。她虽年事已高,但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强。在我们谈完书稿事宜后,话题油然转到梁实秋身上。
文茜说:我父亲首先是一个教授,编了八万多条词汇的英汉字典,作为学习工具。无论他早年在大陆,还是后来在台湾,终身从教,是个地地道道的教书匠,他桃李满天下;其次他是个文艺批评家、散文家和翻译家。谈到译事,梁文茜颇自豪地说:父亲除教书外,把毕生精力投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上,皇皇四十一卷。一个翻译家以他的“一支笔”用四十年的时间译完莎氏的四十一本书,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我问:为什么梁先生不找人合译呢?
梁文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青岛大学教书时,胡适提议,请闻一多、梁实秋等四人合译莎剧。因各有各的原因,其他三位没有动笔,只有我父亲一人动真的,译了起来。他越译越觉得莎士比亚的伟大,兴趣大增。尽管他人退场,翻译的难度很大,他还是坚持下来了。父亲勤奋又敬业。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作时叫人坐卧不安。可他一伏案工作就把这一切都忘了。一次他的痔疮复发出血,血水透过裤子洇到坐椅上,他一点也不知道,还是母亲(程季淑)发现了,为他缝了只棉垫,让他坐着舒服些。到台湾后,他仍继续莎剧的翻译工作,直到他七十岁时才将莎剧全部译完。
在谈到父亲的成就时,梁文茜多次提及她的母亲。她说家务杂事、子女教育全由母亲一人包揽,父亲是既不动嘴,更不动手的。父亲的成就有一半应记在母亲的账上。母亲去世后,父亲写悼文《槐园忆梦》时,在书桌上自悬一条警句:“加紧写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他是泪水和着墨水写的。
当话题转到梁实秋的为人,梁文茜说:父亲的敦厚、谦和是有名的。他说话幽默,心地善良,与人的关系融洽。特别是对家中的佣人们,他从不以主人的身份摆架子,而是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地位平等。梁大妈在我们家里一做做了二三十年,照顾过我们母女两代人。梁大妈的儿子要结婚没有房子,家中的房子本不多,我父亲硬是挤出一间给梁大妈的儿子结婚,还送新娘子一件首饰。八十年代,我父亲写信回来时还常托我问候北京的`梁大妈。一次还寄了五十美金,嘱我买盒点心送给梁大妈。当我把点心和父亲寄来的五十美金送去时,梁大妈感动得不得了,直说“梁先生真好!”
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住在青岛。别人家的房租都是一月一月的交,父亲总是喜欢把一年的一下交清。一次,只租用了半年,我们就要搬家了。房东主动提出退还半年租金,父亲拒收,推拉多次。父亲还宽慰房东说,这是我违约,提前搬走,责任在我,就算违约金吧。房东这才没坚持。房东也很仁义,我们走时,他送给我们家许多礼物。
问起梁实秋先生有什么嗜好,梁文茜笑了:一是好吃。我们家好吃有传统。爷爷(梁咸熙,清末秀才)是有名的美食家,自号饱蠹楼主。父亲好吃有胜于祖父,他当年曾是北京厚德福饭庄的股东之一。他的一百多篇谈吃的散文,都是“吃”出来的,像他写的那篇《铁烙蛋》就是当年厚德福饭庄的招牌菜。再一个嗜好是下棋。梁文茜指着身旁的围棋对我说:“我们全家都会下,下围棋传代,传到我孙女王雨荍,她曾是全国少年组冠军呢。”当年在重庆,父亲常与我弟弟文骐下围棋,文骐喜欢悔子,父亲很恼火,两人常为此红脸,谁也不认输。在重庆雅舍旧居里,父亲书房有一张写字台,还放一张围棋桌。父亲把下棋当作一种高雅的休闲。
文茜说:父亲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来未能到北京看看,实在是遗憾。但父亲是爱国的。抗战时,他是国民参议员,不怕危险,到抗日前线视察,鼓励将士抗战。后来到了美国,有人要他入美籍,他始终不愿,只拿个绿卡。说到这儿,梁文茜拿出那张摄有雅舍围棋桌的照片对我说:当年父亲听到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时,他正在与朋友下围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再也没有抠出来。1981年夏天妹妹文蔷回北京探亲,我特地陪她到当年内务部街旧居去看看,好向父亲做个详尽的汇报。我发现父亲卧房后一棵枣树上结满大青枣,我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有颗青枣,妹妹把它带回台湾,作为送给父亲的礼物。父亲看了老泪纵横,把那颗青枣用酒精泡在一只玻璃瓶里,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不时看看。谁知没过几天,那颗泡在酒精里的枣子居然变红了,像颗大红玛瑙。谁说草木无情?大家都说这是“青枣传情”。
父亲的去世很突然,但他早有遗嘱,希望入殓时不穿西装,穿长袍马褂,戴中式帽子。坟地要选在高山坡上,好让他眺望故土。家人都照办了。方便的时候,我希望能移灵北京,叶落归根,完成他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