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集:《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

　　鲁迅在《诗歌之敌》中说“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在一九三六年给台静农的信中又说到“说人原宜热中”。鲁迅在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的序中，称赞他的诗是“爱的大纛”，“憎的丰碑”。可见鲁迅认为诗人写诗必须有激情，没有激情无以为诗。但鲁迅又以为诗人的激情必须是深沉的、内向的，它的表述应该是婉曲的。他在《两地书》的第三二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对于鲁迅的这段话，我们的理解是：一、诗人要有激情(“意气也未尝不盛”)，但这激情必须是深沉的。诗人所具有的应该是“热到发冷的热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这里的所谓“发冷”是指经过冷静的理智的深思。鲁迅不赞成浅薄显豁、锋芒毕露的诗歌。二、鲁迅主张诗歌的“造语还须曲折”。不要一览无余，而应经得起人们的咏诵耐味(即“较有永久性”)。三、诗必须是艺术。出于一时之愤激的呼号叫喊，未尝没有意义，但很可能“情随事迁，即味同嚼蜡”。诗必须有诗美。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也曾表现在他对杂文写作的看法中。据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很赞赏秋白同志的杂文，认为它们“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鲁迅“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正是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使鲁迅的诗歌创作决无锋利肃杀、锋芒太露之作。鲁迅旧诗的愤激而沉郁的风格的形成，显然是和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分不开的。

　　读鲁迅的旧诗，使人感到如同读他的杂文一样，有着雄辩的论证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因而鲁迅旧诗的容量都很大，给人以博厚和深沉的感觉。它们是诗的杂文，杂文的诗。但鲁迅的旧诗又和味同嚼蜡的哲理诗不同，它们又有形象性。具有论证的力量、逻辑的力量而又有艺术感染的力量，这是鲁迅旧诗的重大特色之一。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诗，首联写诗人自己在漫漫长夜中“挈妇将雏”地进行长期斗争的经历，二联则写诗人所面临的现实却仍然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和由此而造成的多少“慈母泪”。三联则是一二联思想的逻辑发展，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决心：“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是本诗感情的最高点，也是本诗的主旨所在。而每一句诗，几乎又都是形象的描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论证层层深入，有着以理服人的力量。诗先说浙江杭州“钱王仍在”的政治环境，何苦移家到黑暗中去;次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的生活，不值得留恋;再以“岳坟冷落”等情形，以古喻今，给予启示;最后提出劝告：不如在风波浩荡的斗争中进行创作吧。全诗的逻辑性很严密。《无题》(为学医青年题词)短短的四言六句，指出了一面是“杀人有将”，一面是“救人为医”，如果不把这“杀人”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那为医救人也不过是“小补之哉”。说理透彻，含意深远，可使人们举一反三。鲁迅把论证性、逻辑性、艺术性熔于一炉，也是使他的旧诗形成博厚而深刻、激越而沉郁的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的`旧诗具有博厚、深刻、愤激、沉郁的风格，还由于他的诗句能高度的概括，能高度的凝炼，常有含义深远，体会无穷的警句。陆士衡《文赋》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可见警句的重要。《诗人玉屑》引《童蒙训》的话说：“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辣动世人。”鲁迅的旧诗中“能辣动世人”的警句是不少的，如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作为人们的座右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有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都是为人们所传诵的警句。

　　鲁迅的旧诗还善于用比喻、联比的手法，来表达内容的博厚而深刻、感情的愤激而沉郁。鲁迅的《湘灵歌》整篇是一个比喻。它描写神话中湘灵到湘水边去梳洗，而这时的湘水已由于反动派的屠杀，血流成河而为之赤，用来揭露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赠画师》用的是连喻：先是以“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暗喻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又以“只研朱墨作春山”暗喻光明的力量仍然存在。诗人“不著一字而正意跃然”：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鲁迅的不少名句，如“血沃中原肥劲草”等等，也是用的比喻的手法。鲁迅还常以“夜”、“风雨”、“秋”等自然景象来暗喻和象征黑暗的旧社会。

　　鲁迅还常常在旧诗中用反衬，即古人所说的“欲扬故抑”的手法。《悼杨铨》前两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是说反动派杀人实在太多了，以至听到杀人之类的事，他简直“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但是那里能够想到这次却震惊了他的麻木而不能无言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样的反衬，更指出了反动派的凶残比意料中的还要凶残，同时也写出了诗人的悲愤并非一般的悲愤。前两句的故抑，使后两句急转直下，诗人悲愤激烈的感情象瀑布一样直泻而来，真实感人。《无题》诗的前两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写出了在反动派“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反动统治下，简直连人民的哀吟也听不到了。后两句却一反前两句的沉闷：“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样更反衬出人民的怒火在燃烧，地火在运行，沉默正是革命风雷即将爆发的前夜!这首诗就以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心感染读者。鲁迅的这种欲扬故抑的手法，使他的旧诗更突出了沉郁顿挫的特色。

　　鲁迅的旧诗还有讽刺的特点。“‘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什么是“讽刺”?》)鲁迅善于抓住典型的人和事进行讽刺。几首民歌体的诗就都属于这一类讽刺诗。鲁迅有时就采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如《赠邬其山》写了种种“每日见中华”的现象，诗人不加任何评语，却勾勒了军阀政客们的嘴脸。又如《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也是用的白描，但它又有对比，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讽刺了反动豪门的荒淫无耻和鱼肉人民。鲁迅用对比的手法取得讽刺效果的，还有如：“几家春袅袅，万籁静喑喑。”“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等等。讽刺的特点加浓了鲁迅旧诗的愤激而沉郁的风格。

　　鲁迅在《两地书》的第十二封信中说：他自己“好用反语”。鲁迅在旧诗中也是常用反语的。一种情况是正面的意思却用贬义的字句来强调、衬托，象“灵台无计逃神矢”，用一个“逃”字来表达诗人对祖国热爱的坚定和深沉;又象“躲进小楼成一统”，用一个“躲”字来表示他坚守阵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的决心。另一种情况是反面的事物却用褒义字来嘲笑、挖苦，象《湘灵歌》的最后一联：“鼓完瑶瑟人不见，太平成象盈秋门。”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使高丘寂寞，芳荃零落，河水变赤，人烟荒凉。而这正是他们的治绩，是他们的“太平成象”。这样的讽刺就极为有力。“好用反语”，使鲁迅的旧诗博厚中见深刻，而又愤激有致，沉郁感人。

　　就是这样，鲁迅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他的旧诗形成了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的风格。

鲁迅诗集:《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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