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

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著名的诗人，大家之间有哪些联系?关系是如何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政治交往、私人交往和学术交往三个方面。

　　在政治关系上，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贬。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以致又被―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对于王安石―苏东坡是“对立”的，还是“持平‘’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还是个人之间的思想?

　　有人认为，苏轼之于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两句：“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思是说，由于王安石的“均输法，食盐买卖由国家统一经营，山村之民，由于供应不上，吃不上盐了，这便是讽刺“均输法”。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中说：“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然而有人综合考察了苏东坡的为人，根据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两头挨打的事实，认为苏东坡“非随时上下人也”。(刘安世《元城语录》这倒是说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以“持平”态度出现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据1962年在湖北对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讨论会看来，少数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苏轼却替统治阶级说话，反对变法;大部分人则认为，苏王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也有人认为：“苏王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政治见解的不同，整个说来，在苏王的争论中，苏是偏于保守的”综合来考察，由宋到清，大体是抑王扬苏，而现代人则相反，是抑苏扬王。象林语堂那样极力贬斥王安石，即使在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也是少见的。

　　就王安石方面来看，还很少有材料说到是王安石与苏武过不去，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载。有两次王安石欲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来，至于御史台之狱，却是吕惠卿、舒檀辈搞的。他们虽然也是新党，但他们给党营私，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王安石，即令他的政敌司马光亦说;“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宋史·王安石传》也说："安石与(司马)光素厚。"在变法上，司马光却是王安石景激烈的反对派。由此也许可以想见苏王关系之一斑。

　　在私人交往上，苏东坡从御史台之狱出来后，到黄州做了4年零2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据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自黄徙妆，过金陵，荆公好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又，蔡倏《西情诗话》云：“元丰网，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看样子;这次相会，使他们有所沟通。但王安石谢世后，苏轼替哲宗小皇帝撰写了首《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南宋初年的郎晔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苏又作有《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此，苏王之间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学于与学术关系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小视王安石。王安石咏菊诗有‘’昨夜西风过国森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老夫糊涂?春花凋谢，菊花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以“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不过，对于《字说》的`语源研究不满意的，还大有人在。王安石说“诗字从言从寺，法度之言也”，驳者则说，那么‘’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显然，这样解字，是很牵强的。因此有人认为问题的确出在《字说》本身，倒并不是苏跟王过不去。而更多的佚闻，反映的是苏王之间的互相钦慕。如在金陵他们“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亦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读苏东坡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扬：“此老乃野狐精也”当今学者王季思先生曾说：“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但是他们在文学上却互相钦佩”不久之后，却又说：“苏轼在诗文里攻击王安石的地方非常多，难道这样一次会见就表现了他们的爱才服善吗?”―人之言，前后相抵，虽有原因，但苏王关系之微妙，不是很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