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变法(2)

北宋王安石变法

　　宋太祖建立募兵制的目的是实现兵民分开，避免出现协同造反。北宋军队共四种，分别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募兵制主要针对前两种，禁兵承担守卫和征战职责，厢兵承担各种杂役，无战守责任。这些兵“一经应募，终身为伍”，政府按年支付一定数量的廪给(俸禄)、衣服、粮食等。此外为避免流民形成武装割据同时，还实行招募饥民为兵的养兵制度，因而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往往会有大量身体素质层次不齐的灾民入伍当兵“仰食于官”。募兵制既是北宋“冗兵”的制度根源，也是军队作战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2.实行军队更戍，使兵帅分开

　　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实施更戍法，派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实行每三年轮换一次防地，从而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这导致在实战中，帅兵配合度低，缺乏协同性，影响整体战斗力。

　　(三)经济领域的“家法”

　　北宋经济领域最主要的“家法”是“土地不抑兼并”，鼓励以买卖的方式进行土地交易。这种土地商品化政策的长期施行，使大量的自耕农土地被富有的大地主大官僚买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北宋的地主阶层约占总人口的6%~7%，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数量超过全国耕地的半数以上。为应对日益庞大的国库开支，北宋政府还实行严苛的赋税制度，除夏秋两税外还有杂变之赋、身丁税、科敛等杂税外，还有支移、折变等苛法，农民还要承担极为繁重的职役负担。土地兼并与“冗税”导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不断。

　　如右图所示，由于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家法”的长期施行，导致自北宋中期起，整个国家开始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之中。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募兵制、更戍法的推行使军队整体战斗力低下，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不断打败仗，随之而来的便是频繁的割地赔款(见表1)，而在战争中获得好处的少数民族政权则更变本加厉地侵犯边境，由此带来的巨额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再加上募兵制下的“冗兵”、设官分职下的“冗官”，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北宋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主要税收收入源于农业税，“不抑兼并”制度使失地农民增加、可税土地数量不断减少。而面对财政支出规模的逐年扩大，政府为维持收支平衡、填补国库亏空，于是大肆增税，单位土地面积需缴纳的税额越来越高，“冗税”使农民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军费开支也随之扩大。由此，整个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财政收支在宋仁宗时期(1049-1054)仅能维持基本平衡，到了十年后的冶平二年(1065年)，财政赤字规模已达到1570万贯。

　　王安石变法的三个阶段

　　面对“家法”治下日渐贫弱的复杂局势，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并在1069-1074年，暴风骤雨般推出大量新法，涉及财税、军事、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总的来看，王安石变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变法的准备阶段(1067-1069年)

　　在这一阶段，王安石完成了变法的政治、组织准备以及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

　　1.与宋神宗缔结君臣变法同盟

　　1067年，宋神宗继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提出“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迫切希望通过变法来重振朝纲。王安石在嘉祐3年完成的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已阐明他关于实施改革的构想与方案，声名远播。在继位三个月后，神宗迅速起用王安石，先任命他为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调入京城。熙宁元年(1068年)4月起，神宗开始召王安石入朝讨论变法事宜，经过数轮探讨，二人就变法事宜达成共识，决定“君臣共济此道”。次年2月，神宗力排众议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授权其着手准备变法。

　　2.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宋朝家法”中，为削弱相权，将尚书省原来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地位提高，代替宰相共同执掌财政大权。在变法前，王安石向神宗提议并获准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户部、盐铁、度支三司整合为一个部门，负责制定财政法规，统筹财政收支，审定每年的“上供格”，借此恢复宰相财政管理权。

　　新组建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吸收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如均输、青苗法的拟制者吕惠卿，该机构“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实际上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虽然该机构因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在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后以违逆祖制为名被撤并，但这期间该机构拟定了改革方案并颁布实施多部新法。

　　(二)变法的高潮阶段(1069-1073年)

　　1.颁布实施新法

　　熙宁二年至六年，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新法几乎都在这一时期陆续颁布实施。

　　熙宁二年四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考察各地农田、水利和赋役情况。七月，设置发运使，实施均输法，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根据京城仓储情况和年景好坏，在东南六路的各路之间，调剂漕粮和上供物品的供应。九月，推行青苗法，以各地的常平仓和广惠仓所积攒的货币和粮食为本钱，在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借贷给普通民户，到秋天庄稼成熟时偿还本金，并支付二分的利息。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要求各地兴修水利工程，所需材料根据当地居民每家每户的等级来分派。闰十一月，在各路设置提举使，监督新法推行。

　　熙宁三年十二月，推行保甲法和免役法。保甲法主要将村户每十户编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每一保都要选出保丁，平时操练，战时入伍，从而几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又减轻政府养兵负担。免役法主要是废除各户轮流在州县当差的徭役，由官府出钱雇佣专人当差，所需费用由各户分担，称为“免役钱”;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寺院、女户、官户，也要交纳一半的费用，称为“助役钱”。

　　熙宁四年二月，新的贡举法颁布，废除明经科，只通过进士一科来录取人才，进士殿试的题目也不再是诗、赋、论三个题目，而是考察切合时务的策论。

　　熙宁五年三月，市易法实施，由政府出资设立“市易务”，低买高卖，平抑物价，同时也向商户提供贷款，取息两分。五月，推行“保马法”，鼓励西北边境的民户领养官马，或者由政府出资，个人购买马匹并代养，到年底根据马匹的饲养情况，给予补偿，如果马匹生病或死亡，则需要民户赔偿。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条约》，“方田”是指向东西南北各走一千步定为“一方”，丈量土地;“均税”是指对丈量好的土地，根据土地的评估情况，厘定应缴纳的税额。

　　熙宁六年九月，颁行免行法，规定各行业的商户根据赢利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向官府上缴实物或到官府当差。此外，还有与军事相关的将兵法、裁兵法、军器监法等新法陆续推出。

　　2.新法的成效

　　(1)积贫状况初步改善。王安石推行的熙宁新政，虽然一直广受诟病，但新法在推出后基本都得到执行，取得的最直接的成效就是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神宗在位的“熙宁、元丰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到了哲宗继位的元祐元年，常平仓和坊场累积的免役钱达五千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而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政对于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大地主、大富豪和大官僚等特权阶层，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积弱局面有所扭转。军事上，从熙宁元年(1068年)开始，神宗下令诸路监司，核实各州兵卒，按照新法规定裁撤冗军，将免去军职的年龄由61岁调整到50岁。次年，神宗又下令废除、合并各个军营。变法十年，王安石坚持每年裁减冗兵，治平年间(1064-1067年)的兵卒共有1162000人，到了熙宁年间(1068-1077年)已经裁减为568688人，规模缩减一半，仅保留相对精锐的力量，军费开支大幅下降，军队战斗力得到提升。1073年，在王安石的指挥下，王韶奉命进攻吐蕃，收复河、岷等五个洲，将边境线拓展两千余里，取得北宋历史上少有的军事胜利。

　　(三)变法的尾声阶段(1074-1076年)

　　在变法过程中，一些新政或因设计不合理，或因推行过急，或因用人不当，不仅在士大夫中激起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且招致百姓抱怨，比如青苗法和免役法，本是保护农户的开源之策，最终却给农户增加更重的税负;市易法和均输法的初衷是要保护中小商户利益，打击豪强富商的垄断，但最终却演变为官办机构直接与商贾争利。此外，这些新法的实施，不断触动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利益，保守派对变法的阻挠从未停止，甚至慈圣、宣仁两宫皇太后都说当年的“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变法乱了天下”。种种质疑和反对声音，神宗对变法出现动摇，君臣变法同盟开始出现裂痕。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第一次罢相，又于次年二月官复原职，然而此时变法派内部已开始分裂，王安石再次请辞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所有新法被当权的保守派逐一罢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