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断刑论》经权之道(2)

　　“经权之道”出自《孟子》，孟子根据孔子人生经历，为孔子申辩，提出了经典名言“执中无权，尤执一也。”(《孟子·尽心章句》上)。意思是执守中道是人应该遵守的做人原则，但在抉择时也要权衡轻重，以不失仁义为本。由此可知，儒家十分注重实现中庸之道，同时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也需要顺应适时地变通，决不能因循守旧，执守一种道理。

　　柳宗元提出“刑以秋冬”是未尽于经权之道。在《断刑论》中“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 他认为“经”是常道，“权”是达到常道，二者都是属于仁、智的事。只有经无权陷于拘泥，但只注重权无经就成为悖论----更不可取。而且“是二者，强名也。”只是名称而已，重点在运用恰当，适得其宜才算是中庸之道。“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他批评当时墨守成规的人，“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进一步论述真正的实行仁、智的统治者是“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佛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一本无“于”字)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天”不过是填充于宇宙问的物质之“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存在，有心”者，正在于圣人。总之，“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者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治乱出焉。[7]

　　柳宗元在批判“赏在春夏，罚在秋冬”和睦顺时令效法于天的错误观点的同时，指出人事在于“顺乎人心，合于中道”之“经”及赏罚要及时之“权”的“经权”观。可见，柳宗元的经权观与其“天人不相预”思想紧密联系，可以说后者正是其经权观的理论前提。[8]两个偏向：“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只懂得“经”而不了解“权”、运用“权”，不是真正懂得“经”，知“经”内在包含着对权变的通晓和应用，知“权”是知“经”的条件;同样“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知“权”也暗含着对“经”的正确把握、理解及遵循，知“经”又是知“权”的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应的结论：“偏知而谓之智，不知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只懂得权变而忘却或忽视“经”之把握和遵循，是偏见之知，而非明智之“智”;片面的守常，囿于“经”“常”之约束而不知变通、权宜，不知合理运用“经”“常”就不是真正的“仁”德之举。[9]

　　大多学者认为，柳宗元《断刑论》一文回击了当时法律思想界的“天刑”说,提出了新的“断刑”观点—“罚务速而后有惩”。这一刑罚观点的提出,从司法制度的角度表现了柳宗元要求变革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学思想内容中的精彩言论。但笔者认为《断刑论》还有哲学的涵意，周初到汉代订立“顺应天时”的理念本来就是站在人道立场，基于一种生道精神，为囚犯讨取宽容的对待，多取一点生存时间。但时移世易，牢笼的环境与设备差，坐牢的人增多，卫生环境也简陋，这种延长的生存，反而成为悖论，成为囚犯增加痛苦。因此，柳宗元也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为囚犯争取减少痛苦的时间。柳宗元对唐代制度的深入思考，反省后所提出的个人观点，对受刑的恻忍之心。

　　[1] 胡朴安、胡怀琛著，《唐代文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65，页1。

　　[2] 《唐代文学》，页7。

　　[3] 参考《唐代文学》页3-4。

　　[4] 《后汉书》帝章纪。

　　[5]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

　　[6] 翟冰林，解读柳宗元的《断刑论》，当代教育论坛，2005(06)，页90-91。

　　[7] 李伏清《柳宗元“ 经权”观发微》，求索，2008(03)，页117。

　　[8] 《柳宗元“ 经权”观发微》，页117。

　　[9] 参考《柳宗元“ 经权”观发微》，页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