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遇合既同梦幻,身世遭逢又如此不幸,但女主人公并没有放弃爱情上的追求──“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即便相思全然无益,也不妨抱痴情而惆怅终身。在近乎幻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渝的追求,“相思”的铭心刻骨更是可想而知了。
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在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份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抒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她(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织入某些情节的片断,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蕴藉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
无题诗究竟有没有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离开诗歌艺术形象的整体,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附会现实生活的某些具体人事,进行索隐猜谜式的解释,是完全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象冯浩那样,将“凤尾”首中的“垂杨岸”解为“寓柳姓”(指诗人的幕主柳仲郢),将“西南”解为“蜀地”,从而把这两首诗说成是诗人 “将赴东川,往别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就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诗歌形象的整体出发,联系诗人的身世遭遇和其他作品,区别不同情况,对其中的某些无题诗作这方面的探讨。就这两首无题诗看,“重帏”首着重写女主人公如梦似幻,无所依托,横遭摧折的凄苦身世,笔意空灵概括,意在言外,其中就可能寓含或渗透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熟悉作者身世的读者不难从“神女”一联中体味出诗人在回顾往事时深慨辗转相依、终归空无的无限怅惘。“风波”一联,如单纯写女子遭际,显得不着边际;而从比兴寄托角度理解,反而易于意会。作者地位寒微,“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仕途上不仅未遇有力援助,反遭朋党势力摧抑,故借菱枝遭风波摧折,桂叶无月露滋润致慨。他在一首托宫怨以寄慨的《深宫》诗中说:“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取譬与“风波”二句相似(不过“清露”句与“月露”句托意正相反而已),也可证“风波”二句确有寄托。何焯说这首无题“直露(自伤不遇)本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和“重帏”首相比,“凤尾”首的寄托痕迹就很不明显,因为诗中对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的某些具体情事描绘得相当细致(如“扇裁月魄”一联),写实的特点比较突出。但不论这两首无题诗有无寄托,它们都首先是成功的爱情诗。即使我们完全把它们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并不减低其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