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传原文及翻译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子高横纵，贼良民，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几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

　　徙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余众溃复合，阴相结附，旁连数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慑恐。巩以计罗致之，继自归者二百辈。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之弊。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欠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拜中书舍人。甫数月，丁母艰去。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巩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

　　译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他从小就机智敏锐，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惊异。

　　嘉v二年考中进士，出任越州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他估计常平仓储存的粮食不足以用来救济，而乡间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任齐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恶、迅速严厉地打击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的儿子周高横行骄纵，残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够影响当地的权贵和豪绅，州县的官吏都没有人敢去追究。曾巩逮捕了他，处以刑罚。章邱有百姓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霸王社”，杀人劫财，劫夺囚徒，没有一件不能如愿的。曾巩让百姓组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盗贼的行踪，有盗贼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一天，他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喝，送给他衣帽，给他配备了车马和随从，让他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曾巩表面上看来是将此事到处张扬，实际上是想要离间分化那些盗贼，让他们不能再纠合在一起。从此，齐州的人们连院门都不用关闭就可以安睡了。

　　调任洪州。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朝廷的军队征讨安南，所经过的州要准备上万人所需的物资。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机会横征暴敛，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分别处理好了大军突然集结时的吃住问题，因此，军队离开后，城乡的百姓都不知道。加直龙图阁、任福州知州。南剑州将乐地方的盗匪廖恩被赦免向官府投降，余下的部属溃散以后又纠合在一起，暗地里结成团伙，遍及各个州，一个尤其凶残暴虐的盗匪根本不听招降，当地百姓非常恐惧。曾巩设计谋抓住了他，接着相继出来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侣认为佛寺的富饶有利可图，争着想做寺院主持，贿之事公然进行。曾巩让僧徒们共同推选主持，将推选的人记录在册，按次序补缺。在官府公开张贴文告，拒绝私下赠谢，来杜绝身边人窃取贿赂的弊端。福州没有职田，官府每年用卖园圃蔬菜来增加薪俸，太守自己收入常常三四十万。曾巩说：“太守与民争利，怎么可以？”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的官员也不再这样获取收入了。

　　调任明州、亳州、沧州知州。曾巩负有才名，长期任地方官，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他命运不济，时运不佳。这一时期，朝廷的一批后辈晚生出人头地，曾巩对此看得很淡泊。他经过京城，神宗召见他，犒劳慰问十分宠幸，于是留下他在三班院当判官。他上疏议论经费问题，神宗说：“曾巩把节约资财作为理财的关键，世上谈论理财的，没有说到这点的。”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几个月以后，因母丧离职。又过了几个月，曾巩也去世了，终年六十五岁。

　　曾巩写文章，引古论今，纵横捭阖，而且越写越好。他的'写作以“六经”为本，借鉴司马迁、韩愈，当时善于写文章的人，很少能超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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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书》记皋陶①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

　　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②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③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④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

　　（选自《曾巩集》）

　　【注】①皋陶（gāo yáo）：舜帝时的一位贤臣，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②丽：施加。③察察：明辨，清楚。④三宥三赦：《周礼》中规定，一宥不识，二宥过失，三宥遗忘;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

　　译文：

　　《尚书》中记载皋陶的说法：“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可疑时，宁可从重奖赏。”解释的人（指孔安国）说：处罚有可疑时要从轻处罚，奖赏有可疑时要从重奖赏，这是赏罚忠厚的到极点啊！（但是）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如果处罚轻就不一定能与罪行相抵;那些功劳小的人，如果奖赏重就不一定能与功劳相称。然而为什么还要做到赏罚忠厚到极点，用什么来解释它呢？

　　圣人治理天下，从家庭、乡里到朝廷都有教化，来带领天下的善行，那么犯罪的人就会减少;从小事、身边的事以至国家大事都有法度，来完成天下的事业，那么立功的人就会增多。在上用圣神深邃美好的德行来做君主，在下用道德整饬清明的士人做公卿百官，君臣相互匡助来想尽天下的谋虑，通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和观察事物来辨明天下事情的真假。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罪行和功劳时，官吏通过推究事情的原委来考察它的经过，通过核查事情的虚实来详知它的实情，然后把它禀告朝廷，加以惩罚、给予奖赏，那么对于功劳和过失还会有遗漏吗？然而当犯罪而加以惩罚，有功而加以奖赏时存在疑惑，凭借君臣的才能不是不足以拥有天下的智慧，凭借他们的谋虑不是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凭借他们的见闻不是不周知天下的故事，凭借他们官吏不是不能弄清天下的事情。然而拥有智慧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了解，能够详尽清楚地了解却不敢认为已经真正的洞察。一定会说，罪行有可疑而滥用刑罚，那么没有罪的人不一定能免于惩罚;功劳有可疑而没有奖赏，那么有功劳的人就不一定能得到酬报。因此，处罚的时候，宁可从轻处罚而不能处罚过重;奖赏的时候，宁可从重奖赏而不能错失奖赏。

　　古时施行教化来带领百姓，当他们有罪的时候，像这样宽恕他们;古时制定法度来引导百姓，当他们没有功劳的时候，像这样给以厚赏。可以说是尽力行善去爱护他们，尽力行道去接纳外物，不是忠厚到极点能这样吗？皋陶因此被舜称道，舜因此治理好天下。所以惩罚不一定要明察他的罪行;奖赏不一定要厚赏他的功劳，天下的百姓已经被他的忠心所教化，被他的仁厚所折服了。所以说：“与其错杀没有罪过的人，宁可犯不合常法的过失，不事杀戮的德行与民心相合。”圣人的品德施于百姓，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忠厚）啊。

　　到了周朝统治的时候，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不敢决断有怀疑的事情，等到国家治理成功了，则忠直仁厚的教化推行到牛羊甚至草木。汉文帝也推行这一主张来减轻刑罚，随着它的推广，民风也回归仁厚了。推行的力度有轻重，而它的成效有大小，像这样的话，《尚书》中的观点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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