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梁实秋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是一位自觉的职业批评家，他的批评触角是多方面的，有对文学批评原则的阐发，有对西洋文学批评传统的追溯，有对各种文体的评论等等，但贯穿他文学批评最为长久的是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一、文学批评的定义
梁实秋考希腊文“批评”一字，原是判断之意，即客观的判断的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文学批评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文学批评和哲学也是分不开的，但文学批评的本身绝对不是哲学。它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是以哲学的态度施之于文学的问题。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与艺术和科学之辩之外，又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他认为常态的人性和常态的经验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准，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人性是根本不变的，而纯正的人性乃是文学批评唯一的标准。我们从梁实秋对文学批评的定义和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古典主义倾向和理性精神。
二、对浪漫文学进行清算的古典主义倾向
早期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是浪漫主义的，从《〈草儿〉评论》到《拜伦与浪漫主义》，梁实秋系统阐发了他的浪漫主义批评主张，即推崇情感，并以情感来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而后随着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从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接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新人文主义帮助梁实秋奠定了自己文艺观的基础，形成了他后来长期信守不渝的文学观念。
作为一场文学运动看，古典主义是指17世纪出现于法国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创作思潮。人性至上、理性至上、传统至上、规则至上，构成了古典主义文学运动的基本特色。梁实秋在文艺批评上，最基本的努力就是批判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重建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他于1926年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一文，是他从浪漫主义走向古典主义的标志性文章。自这篇文章，梁实秋开始给所有的文学创作套上理性的缰绳，认为只有理性的文学才是健康、有道德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进行清算。
第一，外国的影响。梁实秋认为文学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旧文学即是本国特有的文学，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他认为浪漫主义者有一种“现代的嗜好”，任性地引进外国的文学思想，来打击中国固有的标准，但却没能建立新的标准，因而，浪漫主义者的标准就是“无标准”，新文学运动就全部来看，是“浪漫的混乱”。
第二，情感的推崇。他指出古典主义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贵重人的心。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泉源，里面包着热血。他认为新文学运动对于情感过分推崇，结果造成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而且，情感在量上不加节制，浓重的 “人道主义”的色彩，正是理性所要不得的。
第三，印象主义。他认为“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是古典主义者对人生的态度。古典文学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然而，现在的新文学被主观的印象主义所支配了，小说创作中有大量表面的自我表现，是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其表现在文学批评上的则是鉴赏的批评，是缺乏理性的判断力的批评。
第四，自然与独创。梁实秋认为，凡是自然的便不是独创的，自然美应该是成熟的、完全的，就像人的一生最值得赞美的是老年时代一样，文学所追求是应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真理想的境界也应该存在于理性的.生活里，而不应在情感的幻梦里。因此，他不赞成与艺术立于相反地位的自然，而推崇以人性为中心的自然;不赞成浪漫主义者叛离人性中心的独创，而推崇在理性指导下的独创。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充斥着古典主义的因子，他从新人文主义文艺思想出发，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批判。从而也导致了他与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领袖人物的持久论战。
三、文学的纪律——理性精神
梁实秋在他的《文学的纪律》一文中，指出创作家要遵着规律创作，批评家也遵着规律批评。文学里有超于规律的标准，可以不要规律，但不能不要标准。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对于这个标准要发生一种相当的关系，那便是文学的纪律的问题。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伟大的文学者所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他又指出文学的想象同样需要纪律。文学不是无目的的荡游，是有目的的创造，所以文学的工具——想象，也就不能不有一个剪裁、节制和纪律。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才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才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具有永久的价值。文学的态度之严肃，情感下想象之理性制裁，才是文学最根本的纪律。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观显示出形而上的伦理学意义，具有不可实施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对他的评价都是困难的。但这只能表明他的文学观念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我们却不能抹杀它的价值以及它对当代文学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