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谜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其人一生沉于下僚,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有人说“锦瑟无端四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等无题诗都是他对自己仕途多蹇的伤感。考察李商隐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整个政治正陷于党争纷繁之中,他的一生基本上都与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相始终。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时期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另一方以李德裕为代表。史载李商隐之所以政治不得志就是由于他卷入了党争之中。果真如此吗?一介文人的他如何卷入此等纷争中?这在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政治悲剧从他被令狐楚赏识开始。根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因为年少时就颇富文采,受到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以所业文干之”。李商隐年及弱冠后,令狐楚更以其才俊,而对他非常礼遇,还让他与自己的诸子在一起交游。按此形势,李商隐本来应该能够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但是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当时“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的王茂元也对李商隐欣赏有加,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而王茂元其人是李党领袖李德裕所信赖的人,恰与当初欣赏、提携李商隐的牛党方面的令狐楚则是对头冤家。现在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因此李宗闵、令狐楚所代表的势力对他极其鄙夷,认为他是忘恩负义之徒。当时令狐楚已经死了,“其子绚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令狐绚作相,商隐屡启陈情,不之省”。这就是说,李商隐早年为牛党的重要成员令狐楚重视,后来又得到李党成员王茂元的'赏识,并娶其女儿为妻。这在牛党看来无疑是一种背恩的行为,因此遭到了令狐楚之子令狐绚等人的厌恶和诋毁。李商隐虽然屡次向其“陈情”,希望令狐绚能够引荐自己,但是自己的处境却始终都没有得到改善,一生受尽冷落。
对李商隐的遭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指出,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也就是说,陈寅恪也认为李商隐是先党牛后党李,是一种放利背恩的行为。
对此看法,有人提出异议。
清代学者徐湛园认为李商隐一直都属于牛党。他说:“唐之朋党,二李为大,牛僧孺为李宗闵之党魁,故又曰牛李。杨嗣复、李宗闵、令狐楚与李德裕大相仇怨。义山为楚门下士,是始乎党牛之党也……徐州归后,复以文章于淘,乃补太学博士,是始乎党牛之党矣”。意即李商隐从始至终都是在牛党手下做事,先是为令狐楚门人,楚死后,又在其子淘手下做事,所以从来都属牛党。
而朱鹤龄则认为李商隐属李党。他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认为李党“理直”,所以李商隐就王茂元等任“未必非择木之智”。张采田在其《玉谿生年谱会笺》中也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李商隐属牛党,不如说他属李党,并说“朱氏(鹤龄)所谓李党者,据其迹也;余之所谓李党者,原其心也”。
这两种看法都认为李商隐是从干一党的,而当代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另外的新看法,认为《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并不可信,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其实并没有关系,他既不属干牛党,也不属干李党。
首先,李商隐与令狐氏的矛盾并不是党派纷争引起的。李商隐因少有文采而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提拔,这表明他和令狐楚是师生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结党行为。后来,由干李商隐与令狐绚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加之两任地位、性格的不同,因此隔阂越来越大。李商隐最初还对令狐绚抱有希望,然而令狐绚却始终“不省”,两人终至绝交。
观李商隐一生,他见识超迈,并非结党营私之人。他与人交游,从来不问对方的党属,更没有过什么狼狈的结纳现象,他的作品既有酬赠牛党人士的,也有酬赠李党人士的。可见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牛党或者李党之属。他后来之所以会赴王茂元泾原幕,及后来与李德裕有所交往,其原因并不是党属之变,原始动机或许只是为了仕进,只是希望能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冒犯到牛党,也就谈不上去牛就李。
古今看法各不同,或认为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
或认为本属一党,或认为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孰是孰非?李商隐空怀大志,却终生沉于下僚,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