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人格之分析
陶渊明的人格之分析
摘要: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
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