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与陶渊明

　　中国诗歌史上，向来陶、谢并称，宋代以来，经过苏轼的大力推许，渊明的地位早已远超灵运，而得与屈原、李、杜并称了。陶较谢年长不少，去世仅比灵运早六年，二人共同在世的时间，长达四十余年。在当时，谢灵运的名声，远非渊明可及。作为一代文学明星，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我们已经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下面，该谈一谈陶渊明了。

　　陶渊明与慧远，容易谈，也难谈。说容易，因为关于他们的传说太多，太美。说难，因为这些既多且美的传说，几乎全都只能以传说视之。

　　无论如何，让我们先从传说开始。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时期身份显赫的大军阀。但到渊明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中年以前，渊明做过一些小官，加入过桓玄、刘裕的幕府，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官职，是彭泽令，只干了八十多天，便“不为五斗米折腰”了。从那以后，他便一直在老家浔阳过着隐居生活。当他归耕田园的时候，慧远已在近旁的庐山驻锡二十余年，追随者甚重，俨然已是一代宗师。

　　两位大人物，地理上如此接近，他们之间若不曾发生一些故事，后世的崇拜者通常是无法接受的，就算理智上接受，也过不了情感这道关。于是，关于他们的传奇便逐渐展开了。

　　关于陶渊明与庐山，较早的记录甚为简略。《宋书·隐逸传》收录了现存最早的陶渊明传记，作者是沈约，时代与渊明相距不远。沈约是这样说的：

　　江州刺史王宏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宏令潜故人龎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宏至，亦无忤也。

　　根据这段较早也较权威的记载，陶渊明的确是上过庐山的，但未必和慧远有关。

　　到了唐宋两代，陶渊明的庐山，便与慧远的庐山密不可分了。南宋《莲社高贤传》记述渊明上庐山的经历：

　　尝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仔细看看这段不长的.记述，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渊明乘篮舆上山，这个细节显然是从《宋书》里继承下来的。会面的对象，却从王弘变成了慧远。这个可爱的故事有几个要点。首先，是慧远主动邀请渊明。其次，渊明开出了会面的条件，允许喝酒。再有，会面效果并不好，渊明攒眉而去。总之，主导权似乎掌握在渊明手里。

　　见到慧远的陶渊明为何要“攒眉而去”呢?同样成书不晚于南宋的《庐阜杂记》说得更清楚：

　　远法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矣。”远许之，遂造焉。因勉以入社，渊明攒眉而去。

　　原来，渊明是不愿因加入组织而失去自由。类似的传说太多了。而且几乎在所有的传说里，都是慧远迁就渊明多些。晚唐诗僧贯休提供了一个更夸张的版本：

　　远公高节，食后不饮，而将诗博绿醑与陶潜饮，别人不得。

　　所谓“将诗博绿醑”，是说为了招待渊明，慧远竟不惜以诗换酒。我们在第二章讲过慧远弥留之际的故事。即便命悬一线，他也是连喝一碗米汁都要参照戒律的。自律如彼，却对渊明迁就至此。这是传说最不可信的地方，也是传说最迷人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迷人的传说，就是“虎溪三笑”。陈舜俞《庐山记》：

　　虎溪，昔远师送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

　　主角变成三个人。慧远、陶渊明之外，又加上陆修静。陆修静是南朝宋的著名道士，主持过道教的清整运动，并曾于庐山修建道观，对道教发展有深远影响。一位佛门高僧，一位道教领袖，一位固穷的隐士，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人们可以从这个故事、这幅画面中体味到太多东西。中国文化本该具有的开放与包容、中国文化人本该有的自尊与幽默，都在其中了。正因如此，“虎溪三笑”成了宋代以来中国文人的一份集体记忆。《三笑图》、《三笑图咏》，始终是画家、诗人的热门题材。

　　越完美，越可疑。人是如此，历史也一样。

　　“三笑”的故事太完美了，所以早就引起人们煞风景的疑心。先看陆修静。他生于公元406年，这就意味着，慧远去世时，他还只是十岁的孩子。公元461年，他来到庐山，而此时，慧远、渊明，甚至包括那只撒娇的老虎，都早已不在人间了。

　　那么，把“三笑”减为“二笑”总没问题了吧?还是有。问题在于，慧远送客越界的故事，最早就是为陆修静而设的。贯休说慧远：“爱陶长官醉兀兀，送陆道士行迟迟。”他的自注说：“(慧远)送客不以贵贱，不过虎溪，而送陆修静道士过虎溪数百步。今寺门前有土岗，送道士至此止也。”在较早版本的虎溪故事里，根本没有陶渊明的位置。陶渊明这位老前辈，反倒是宋代以后才加入的新成员。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很简单：传说只是传说，完美的传说，只有象征意义。

　　那么，陶渊明和慧远到底有没有见过面呢?我们只能说一句严谨的废话：也许有，也许没有。

　　所有关于他们会面的传说，都与“莲社”有关。据汤用彤考证，慧远根本没有建过“莲社”，当然就更加无从邀请渊明加入了。

　　当然，从陶渊明辞官归隐算起，直至慧远去世，共有十余年的时间，若说二人竟无一面之缘，也不合常理。

　　更主要的是，慧远和陶渊明还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比如刘遗民、周续之、张野。前面说过，他们是慧远圈子最核心的成员。刘、周二人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而张野，则是渊明同乡，《庐山记》说他与渊明通婚姻。

　　陶渊明有《酬刘柴桑》一首，就是写给刘遗民的。诗云：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写隐居的苦，以及在苦中努力咀嚼的人生之乐。另一首《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则是写给周续之的：

　　负痾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

　　还是从不快乐讲起，落脚点，则是对儒家价值、隐逸理想的坚持。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虽然清苦，却不孤寂。他有不少朋友，也很珍惜这些朋友。他说：“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刘遗民、周续之应该就是可以一起谈谈的素心之友了吧。

　　通过朋友的介绍，陶渊明知道慧远，拜会慧远，都是可能的。问题在于，无论陶渊明的文集还是慧远的文集，都不曾提及彼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即便他们确实见过面，也不大可能有过传说中那般富于戏剧性的默契。

　　从慧远一面说，他的年辈、声望远远高过渊明，而且自律甚严，不大可能对渊明如此屈尊俯就。

　　从陶渊明的一面说，其思想意趣显然与慧远并不合拍。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思想，属于儒、道杂糅。他既讲求人生信念、出处大节的坚守，又讲求生命的通脱与潇洒。他形容自己的生活：“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意思是说，既然生而为人，必须承受不幸，必须积极地承担命运，履行责任，在担荷之中体认生之愉悦。他形容生与死的关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是交托生命;“纵”是享受生命。以一种坦然的，甚至略带好奇的心态面对生，面对死。这种人生哲学显然从庄子而来，所以有人说陶渊明的思想是“新道家”。

　　陶渊明的生命情调是此岸的，与慧远那种寄望于往生净土的信仰格格不入。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既有自我压抑的一面，又有享乐与幽默的一面。这与慧远异常严格的宗教生活也全然不同。这样的两个人，是不大可能惺惺相惜的。

　　不妨这么说：晋、宋之交的庐山，以慧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精英文士组成的隐逸共同体。而陶渊明，则处于这一共同体的外围。他们之间有交集，那就是对政治的疏离，对人生信念的坚守。他们之间也有不同，那就是对人生本质的看法。至少陶渊明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需要通过对来生的想象，以及对彼岸世界的敬畏才能获得救赎。基于此种信念，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诗意的人生哲学。

　　我们曾花大量篇幅介绍慧远对同时代人的影响，真可谓笼罩一时，无远弗届。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能够在庐山脚下，活泼泼地完成自己的精神成长，而对慧远保持健康的免疫。

　　说到这里，他们是否见过面，恐怕已经不重要了吧。

　　那么，如何看待那些关于慧远、莲社、陶渊明的传说呢?我想，正因为他们未必真实存在过，反而具有某种更深层的真实。这里所谓的真实，与一时一地的历史无关，却与更长历史时段中的文化心理有关。它们说明，人们是多么热爱庐山，热爱慧远，热爱陶渊明。拥有慧远和陶渊明的庐山，几乎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慧远与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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