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歌的发展历程

　　（一）初唐诗歌：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

　　1．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指的是初唐“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四位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致力于文学革新，力求摆脱齐梁诗风，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题材。其中，王杨擅长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

　　他们对唐诗演变和发展的主要贡献：

　　（1）他们不满当时诗坛盛行的宫廷诗风，抨击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并努力以清新刚健的诗歌创作，力图突破和改变这种纤弱雕琢、绮靡华丽的宫廷诗风。

　　（2）他们的诗歌创作还突破了宫廷诗歌狭窄的内容题材范围，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天地。

　　（3）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仅对革新初唐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为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体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祖父王通，隋朝大儒。叔祖王绩，初唐著名诗人。王勃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17岁时对策中第，授朝散郎、沛王府修撰。后沛王与英王（即唐中宗）玩斗鸡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鸡》以助战，为高宗所知，认为这不利于王子兄弟友好，把王勃逐出了沛王府。后王勃又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参军，因私藏了一个犯罪的官奴，待官府追索紧急时又擅自杀死，以此犯死罪革职。其父王福畤zhì本为雍州司功参军，因受儿子牵连贬谪到南海交阯（在今越南境内）。上元二年（675），王勃渡海到交阯省亲，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7岁。

　　杨炯（650-693），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10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27岁应制举，补校书郎，后出为盈川令。他是初唐四杰之一，相传曾自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恐不可信，因为他曾为王勃集作序，对王勃诗文备加称美。他现存作品文多诗少，诗多为五律，代表作为《从军行》。

　　卢照邻（634？-685？），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十多岁时从文字学家曹宪学习文字训诂学和经史，博学善文。20岁时为邓王（高祖第17子李元裕）府曲签，后出为新都（今属四川）县尉，因染风疾去官，居太白山中。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之法。后因不堪病痛，自沉颍水而死。卢照邻工诗，尤擅长七言歌行，现存诗近百首，以《长安古意》最为著名。

　　骆宾王的生卒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标为619－687，可备一说。他是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7岁时有《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被人称为神童。初为道王（高祖李渊第16子李元庆）府椽曹，转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后从军蜀中，历任武功、长安主簿，高宗仪凤三年（678）升为侍御史，但不久下狱，遇赦被释放。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怏怏不得志，弃官而去。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署骆宾王为艺文令，徐敬业军中书檄，皆出其手。曾为徐敬业起草了著名的骈文《讨武氏檄》，一时朝野震动。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在兵败混乱中跳水逃亡，后下落不明，一说被杀，一说出家为僧。骆宾王的诗文多有散失，在诗歌方面，他擅长七言歌行，《帝京篇》是他的代表作，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以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生活为题材，通过繁华景象的描写和奢华生活的渲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诗中多用历史人物典故，曲折地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骆宾王也擅长写作五律，其代表作品是《在狱咏蝉》。

　　2．沈宋：如果说刘希夷、张若虚上承卢骆，发展了七言歌行，改造了宫体诗，那么沈佺期、宋之问就是上承王杨完成了五律，发展了抒情诗。沈宋的主要成就就是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从建安以后，散文、辞赋和诗歌都走上了骈偶的道路，骈文和赋在南朝已经先后确立了。从沈约创立“四声八病”说之后，诗歌的律化也加快了脚步，经过庾信、上官仪和“四杰”的努力，律体基本上确立了下来，到沈宋就已经完成成熟、定型。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

　　3．陈子昂：陈子昂胸怀大志，才情四溢，富有积极进取精神，但始终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对理想的热切追求，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慨不平，就是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内容。陈子昂不但有诗歌创作，而且提出了诗歌主张。他明确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他从根本上抛弃了齐梁诗风，直接继承建安的传统。他上追建，下开盛唐，一手拉着屈原，一手拉着李白，在六朝的荆棘中踏出一条浪漫主义的大道，通向强烈的政治性、崇高的思想性和爽朗遒动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诗歌境界。

　　４、其他重要诗人：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一说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在隋任秘书省正字，出为六合县丞，入唐为大乐丞。后自叹才高位下，弃官还乡，隐居东皋，整天以酒为伴。其诗多牢骚语，虽无太大的思想意义，但诗风朴素无华，洗尽六朝铅华，在初唐诗坛上甚为难得，而且对五言律诗的成熟，也有所贡献。他的名作《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写景如画，冲淡萧散，开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

　　初唐末期，张若虚以一首七言歌行《春江花月夜》，奠定了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大家地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同时刘希夷的七言歌行《代悲白头翁》也成为千古传送的名作。

　　【作品阅读篇目】薛道衡《人日思归》，王绩《野望》，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滕王阁序》，杨炯《从军行》，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在狱咏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感遇·兰若生春夏》、《登幽州台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二）盛唐诗歌：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1．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多仕途失意，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寻求隐逸，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诗风清新流丽，常常表现出静谧恬淡的境界。

　　1.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原因

　　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⑴盛唐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诗人们提供了隐居田园和游览山川的优越的物质条件；

　　⑵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大地主统治集团的专权，使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求仕无门，或者从仕途上被排挤出来，而他们又不可能走向人民，因而只好到山水田园中去寻求慰藉；

　　⑶当时统治阶级对佛、道思想的提倡，造成了当时以隐逸为清高的社会风气。有的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走“终南捷径”；有的将归隐视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显示其人品的高洁。

　　⑷从文学本身的原因看，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和南朝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2.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特点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所以也叫王孟诗派。其诗作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都比较接近，以描写秀丽山水和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自已淡泊闲适的生活情趣为主，风格清新疏淡，境界静谧恬淡，写景状物工细传神，形式上大力写作五言律诗和绝句。这派诗人除王、孟外，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

　　王维（701-761），字摩诘，名和字都取自佛教《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印度佛教大师）。太原祁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轻时就有才名。他的思想和创作以天宝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热衷政治，奋发有为；后期，啸傲山林，吃斋奉佛。王维诗歌题材相当广阔，主要有政治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

　　王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音乐，又懂绘画，他首创水墨山水画，务求淡雅、精炼，为破墨山水南派之祖。他还精于书法，善制盆景，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

　　王维生活的前期，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尽管在仕途上也遇到了一些措折，但对政治还是充满热情的。在政治上，他主要是依靠张九龄，而张九龄是盛唐开明政治的最后一个代表，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联系在一起，可见他的政治倾向是比较进步的。

　　王维生活的后期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对政治的热情逐渐消失了，开始过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政局的变化，张九龄罢相后，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朝政非常黑暗，后来又发生安史之乱，对他打击更大；二是其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三是王维31岁时妻子病故，以后30年没有再娶，晚年无子，生活孤独。这些都是他思想消沉的原因。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数量比较多，在他的诗集里占了大半数。而这些山水田园诗多半写在他生活的后期，主要是表现他的隐逸之情，有些诗的情调甚至是虚无冷寂，主要倾向是消极的。

　　他的山水田园诗又可以细分为三类。一类是田园诗，如《渭川田家》、《新晴野望》、《终南别业》等，主要是描写农村生活的纯朴美好，抒发自己的归隐之情。一类是山水诗，如《山居秋暝》、《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主要是描写山水景物，借景抒情。还有一类就是《辋川集》（20首）中的一些小诗，如《鸟鸣磵》：“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些诗主要是描写一种幽冷、寂静的境界，显然是禅宗思想的艺术体现，情调比较低沉。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在家乡隐居读书，后曾入长安求仕，失意而归，布衣终生。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生活经历简单，除因求仕到过长安和漫游吴越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襄阳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歌题材比较单纯，主要是反映隐居生活和描写旅途的景物风光，思想内容不够丰富。

　　孟浩然的诗艺术成就很高，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在他的诗作中山水诗占多数，在这些诗中有壮阔的山川景物的描绘，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描写洞庭风光气势磅礡，格调雄浑。但这样的诗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多。孟浩然最擅长的还是描写山林隐居者的幽居情景。在这类诗中，他善于用朴素简洁的白描手法刻画景物，于平凡景物的描写中寄托隐居者的孤寂心境或游子的飘泊之感。诗风自然高远、清疏简淡，有时略显冷清。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以江上暮景的描写衬托乡愁，疏淡而略显空寂。他的田园诗虽不多，但生活气息却相当浓厚。通过常见的生活场景的描写表现隐居的情趣，情调冲淡平和。如《过故人庄》写农村安详简朴的生活气氛，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作品阅读篇目】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过故人庄》、《春晓》。王维：《渭川田家》、《山居秋暝》、《终南山》、《观猎》、《使至塞上》、《鸟鸣涧》、《鹿柴》、《竹里馆》、《送元二使安西》。

　　2．边塞诗派：

　　边塞诗派产生的原因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特别兴盛，可谓作家众多，名篇迭出，以致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诗歌流派，这在当时诗坛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⑴当时边境战争十分频繁，唐与周边民族几乎都有冲突，时有战争发生。无论这些战争的性质、胜败如何，频繁的战争本身给诗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⑵盛唐国力强大，在边塞战争中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当时统治者重视边功，唐玄宗锐意用武，竭力用富有刺激性的措施激励、宠幸边将，从而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从军热情，使唐代许多诗人都具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

　　⑶我国边塞诗的创作由来已久，盛唐边塞诗是对我国古代边塞诗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边塞诗派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歌流派，所以也叫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如离别、思乡、闺怨等，表现出安边定远、治国安邦的豪情壮志和进取精神。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高、岑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高岑：高适（700？-765），字达夫，一字促武。少时贫困，二十岁后到长安求仕不遇，浪游燕、赵、梁、宋一带。四十岁后举有道科，授封丘尉，不久辞去，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掌书记。安史之乱后任西川节度使等官，最后任散骑常侍。高适诗歌的特点是苍劲古朴，雄浑悲壮。有的表现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理想，如《塞下曲》；有的抨击武将的，如《蓟中作》等；有的描写边地风土人情，如《营州歌》；有的揭露军中矛盾和战争的残酷性，如《燕歌行》。尤其是代表作《燕歌行》，既歌颂了士卒勇赴疆场的爱国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又揭露了将帅的无能；既有对苍凉的边塞景物的描写，又有对战争残酷性的鞭挞；既有对征人思妇乡愁闺怨的同情，又有对军中苦乐不均的谴责。可谓盛唐边塞生活的一个缩影。

　　岑参（715-770），少时隐居嵩阳，二十岁至长安献书阙下，以后十年屡次往返于京洛间。天宝八载（ 749 ）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掌书记，十载归长安。十三载（754），又随封常清出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至德二载入朝任右补阙。后为嘉州刺史，卒于成都。

　　其边塞诗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描写战争场面，突出战争生活的雄奇豪迈。这类作品多从正面着笔，写军队的声威和将士的英勇。如《轮台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二是表达思乡之情。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常用平易清新的语言，相互映衬的手法，情景交融的境界，传达绵绵思乡之情。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长安。”《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安西馆中思长安》：“乡路渺天外，归期如梦中。”这些都是千古传诵的思乡佳句。

　　三是描绘边地风光，反映边地习俗。这类诗在其诗中最为奇异绚丽，也最能代表其风格。有的写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如《赵将军歌》；有的写边地的音乐舞蹈，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旋歌》；有的写边地的名胜、古迹、天险，如《题金城临河驿楼》、《登凉州尹台寺》、《题铁门关楼》；有的写边地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走马川行》、《火山云歌》、《天山雪歌》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完全与内地不同的环境气候，民风习俗。这些内容不仅为过去的诗所未写，而且也为“古今传记所不载”。

　　岑参的边塞诗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主要风格是雄奇壮丽。一是奇特峭拔，无论是写景、记事、立意、造语，都很奇特，令人惊异。二是豪迈雄壮。例如他的《走马川行》、《轮台歌》等，无不写得激昂高亢，豪迈雄壮，反映出其边塞诗除了“奇”之外，还有“壮”的特色。前人也往往用“壮”、“悲壮”、“雄浑”等词来评价岑参的诗，这都较准确地道出了岑参边塞诗的某些特点。三是色彩瑰丽。岑诗于“奇壮”之中又有俊丽的一面。如他的《白雪歌》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写得明媚奇丽，“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写白雪中又写到红旗，红白相映，也构成了一幅奇丽的画面。四是形式上擅长七言歌行。他的七言歌行，句式长短错综，用韵自由灵活，常为前人所称道。

　　（五）岑参与高适边塞诗的异同

　　高适和岑参都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一向被并称为“高岑”，但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也互有异同。

　　⑴从内容上来看，二人都写作边塞诗，但高适多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塞问题，抨击、揭露战争的残酷和边防政策的弊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岑参的边塞诗多讴歌战争的胜利和将士的英勇，还有不少描绘边塞风土人情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⑵从风格上来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悲壮，但高适以描写战争的残酷为主调，近乎悲壮苍凉；岑参的诗歌以歌颂将士勇敢和边地奇异风光为主调，风格雄奇壮丽。

　　⑶从抒情方式来说，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

　　⑷从语言方面说，高适尚质朴，不追求奇字奇句，以醇厚自然感人；岑参尚奇巧，刻意求奇求新，以新奇俊逸动人。

　　⑸从形式上来说，二人都擅长七言歌行，但高诗严整，对仗工稳；岑诗奔放，句式长短错综。

　　⑹从创作方法上来说，高适多用写实手法，岑参近乎浪漫主义。

　　总的来说，二人各具特色。就诗歌的思想价值而言，大抵高适胜于岑参；而从艺术上看，则岑参的创造性要比高适突出，这主要表现在想象丰富，充满奇情异采，更富有艺术个性方面。

　　【作品阅读篇目】高适：《燕歌行》、《封丘县》；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逢入京使》；王之涣：*《登鹤雀楼》、*《凉州词》；李颀：《古从军行》；王昌龄：《从军行》(其一、其二)、*《出塞》、《闺怨》，崔颢《黄鹤楼》，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干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初看这首诗的时候，从诗的主要内容看，似乎写的都是及时行乐，看透人生，只愿长醉不复醒的悲观心理，相当消极。但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理解李白的内心深处，就可以看出李白绝不是真正的消极颓废，而是胸怀伟大的抱负，但因不能施展而心怀万古愁。这种胸怀大志而遭遇坎坷产生的悲情，产生的愤世嫉俗，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全诗情调昂扬，风格壮美，感情奔放激荡，使人读后受到强烈的感染。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困难的考验。是消极沉沦？还是乐观进取？这取决于个人的处世态度！欣赏李白的这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气而磅礴，充满豪迈之气。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令人为之动容。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瞬”的抱负，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待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往往感同身受，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取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人化。像《春望》《春夜喜雨》《登高》等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杜甫通过征夫出征、家人送别的凄惨场面与征夫的对话，真实地再现了唐王朝“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代长期的拓边战争给边疆少数民族和广大中原地区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势的深深忧虑。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三）中唐诗文：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是和古题乐府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这种新乐府始创于杜甫，中唐时元结和顾况又有所发展，后由白居易定型。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是由张籍、王建、李绅这些人的创作开始的。张、王以大量新乐府著名于世，李绅写了《新题乐府》二十篇，元稹读了以后认为很好，主把其中揭露当时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最尖锐的十二首，列而各之，写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又在昂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并在序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于是新乐府的创作从杜甫开始，经过元结、顾况，到李绅再到元稹再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

　　新乐府即“新题乐府”，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这类诗歌创始于杜甫，杜甫所作如《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用乐府诗体制描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意义。后来元稹、白居易等人发扬了这种精神，同时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

　　我国古代的乐府诗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由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发展到曹操等人的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即事名篇”，因此，杜甫是新乐府的创始者。经元结、顾况的发展，后来在元稹、白居易的大力倡导之下，再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大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写有《新乐府》组诗50首，最早提出了新乐府之名。后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12类，其最后一类就是新乐府辞。这样，新乐府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

　　2.什么叫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指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传统，倡导写作新乐府诗以反映民生疾苦讽谕时政的诗歌运动。参加者除元、白外，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这一运动发展了我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3.新乐府运动兴起的原因

　　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首先，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唤醒了诗人们用诗歌去揭露黑暗、为民请命的强烈愿望。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由盛而衰，一蹶不振，内则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战乱频仍，赋税严重，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外则吐蕃、回纥等外族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这种情况就迫使诗人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产生改良政治、变革现实的强烈要求。

　　其次，元和年间最高统治者曾一度励精图治，给诗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激起了他们以诗歌促进“中兴”的巨大热情。唐宪宗李纯即位后，曾一度刷新政治，比如察忠纳谏，重用直臣，减轻租税，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并曾在较短时间内削平部分藩镇，使全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统一。这种短暂的中兴局面，为诗人们改革现实带来了一线希望，鼓舞了诗人们讽谕时政，以诗歌促中心的热情。

　　第三，唐代大历以来，形式主义诗风有所抬头，促使进步诗人挺身保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元稹（779—831），字微之，其祖先为鲜卑人，世居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元稹和白居易友善，唱和甚多，世称“元白”。他早年任谏官时，刚直敢谏，不畏权贵，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谕诗。他的文学观点也和白居易一致，强调诗歌的政治讽谕作用，推崇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经验，最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所作乐府诗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如《田家词》揭露官府横暴，反映民生疾苦；《织妇词》描写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估客乐》揭露，投机倒把，谋取暴利。但元稹乐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不及白居易。

　　元稹的《连昌宫词》，揭露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向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七律《遣悲怀》三首，感情真挚，向称悼亡诗之名篇。“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生平未展眉。”这些诗句，传诵很广。其《离思五首》之四亦很有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爱情诗中的名句。

　　元稹另有传奇《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元杂剧《西厢记》即取材于此。

　　元白：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并称。《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两人最为友善，文学主张、诗歌风格均相近，同是中唐新乐府运动者的倡导者。

　　元白诗派：指中唐时期以通俗浅切的语言，新乐府的形式，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创造了“以俗为美”的艺术境界的一批诗人。这批诗人除元、白外，还有张籍、王建等人。

　　元和体：指唐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风。《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据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有些人摹仿他们那些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以及流连光景的短诗，当时也被目之为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820）。

　　长庆体：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二人作品均于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结集，白有《白氏长庆集》，元有《元氏长庆集》，诗歌风格亦接近，故有此称。清初以来，亦往往专指元白偏重于叙事的七言长篇歌行。

　　元轻白俗：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李肇《唐国史补》：“元和以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此即指元诗“”、白诗“浅切”的一面。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作品阅读篇目】白居易：《观刈麦》、《轻肥》、《上阳白发人》、《杜陵叟》、*《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张籍：《野老歌》、《节妇吟》；元稹：《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

　　韦应物主要是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他善于通过清淡幽美的山水意象，传达出寂寞幽独和恬淡自适的意绪，形成高雅明净、澄淡精致的独特风格。写得最好的诗是《滁州西涧》。其真朴处浑然天成，能再现陶诗的真趣，以及王孟诗派所追求的那种淡泊宁静的高洁人格，这是他的诗歌高出于其他大历诗人的地方。白居易曾称赞他的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后世或以陶、韦并称，或以王、孟、韦、柳并称。

　　刘长卿（约726—约787），字文房，先世湖北宜城人，但他生于洛阳。自幼家境贫寒，矢志苦读，可命运多舛，应举十年不第，大概是在天宝十一年（752）才考中进士。入仕后又因刚直犯上，负谤入狱，两遭贬谪。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刘长卿一生坎坷，悒郁寡欢，所以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冷落寂寞的情调和惆怅衰飒的心绪，显得极为凄清悲凉。在反映这一时期士人的孤独冷漠心态方面，刘长卿的诗歌很有代表性。例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同病相怜，不胜愁别，伤感得不能再伤感，孤独得不能再孤独。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相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落寂寞的情调。

　　刘长卿擅长五言，尤工五律，曾自许为“五言长城”。他的五绝，最著名的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文字省净优美而意境幽远，可弥漫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冷漠孤寂的情调，透露出浓重的衰飒索寞之气。刘长卿诗歌的风格是清冷淡远。

　　李益（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进士，曾五次从军。大约在贞元中，才入朝做官，任中书舍人、右骑常侍，以礼部尚书致仕。李益由于有十多年军族生活的体验，所以他的边塞诗写得最多最好，有五六十首，几乎占其现存诗作的三分之一。

　　李益从军的幽州河朔一带，中唐时已为藩镇割据之地，这里的边塞士卒迫于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在李益的边塞诗中，虽然也有一些表现将士的英雄气概的诗篇，如《塞下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但这类诗为数不多。他的边塞诗主要是描写战士们久戍思归的哀怨心情。这些诗已失去盛唐边塞诗乐观豪迈的精神与情调，即使和王昌然《从军行》中描写“边愁”的诗相比，也有凄凉感伤和雄浑悲壮之别。这不仅是诗人彼此风格的不同，也是时代气运使然。

　　李益的诗以七绝见长，其形象的完整丰富，韵味的含蓄深长，音韵的和谐宛转，语言的凝练自然，皆与王昌龄接近，所以后人常常把他和王昌龄相提并论。李益的诗最著名的是《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首诗委婉细致地抒写了士卒久戍思归的心情，意蕴深长，情调感伤。

　　韩孟诗派

　　中唐诗坛流派纷呈，除写实尚俗的元白诗派外，还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这一诗派的活动时间是在贞元、元和至长庆的三十多年中，对促进中唐诗歌创作的新变和繁荣有重大贡献。下面先解释一下有关韩孟诗派的几个词语。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有贾岛、卢仝等人。他们强调“不平则鸣”和“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其诗以深险怪诞为特征，追求新奇，以丑怪为美，崇尚古拙。

　　韩孟：指唐代文学家韩愈和孟郊。唐代赵璘《因话录》卷三载：“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孟郊作诗求险求奇，风格与韩愈相近，又多联句之作，工力相敌，故后人论诗多以韩孟并举。

　　郊寒岛瘦：指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诗风。宋苏轼《祭柳子玉文》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二人均以“苦吟”著称，多作穷苦之词，风格清峭瘦硬，故苏轼评之为“郊寒岛瘦”。“寒”指的是二人的诗多写穷愁生活，充满悲苦凄凉的情调；“瘦”是不丰满的意思，指内容狭窄，想象没有起飞，境界迫促。“寒”、“瘦”是对孟郊、贾岛诗作意境美一种形象性的概括。孟郊的诗作，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古拙奇险，征服人心的是一种苦吟的美、奇险的美。其《秋槐》云：“冷露滴梦破，秋风梳骨寒。”本是秋日凉意惊醒了他，他偏说是冷露把他的梦给滴破了，把有形的露水和抽象的梦联系在一起；秋风生寒，他说是凉风如同梳子梳头发那样从他骨肋间梳过，使他寒冷透了。真是苦吟鬼神愁。贾岛炼字炼句，煞费苦心，他曾在诗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后注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居士居》）中的“敲”字，也是经过反复推敲定下来的。传说他为此在路上撞了韩愈的车驾，韩愈也帮他推敲起来。推敲文字，实是调整思想感情，是写作中不可少的工序。但贾岛偏于对一字一句的琢炼，而忽略对诗歌完美意境的创造，因而这位苦吟诗人的诗多有警句而少名篇。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李贺21岁时参加了河南府的乡贡进士考试，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这时一些嫉妒李贺名声的人，便利用社会上讲究避讳的习俗来攻击李贺，说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李贺不当举进士，否则便是大不孝。韩愈虽作《讳辩》为其辩护，指出这种避讳的不合理，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的辩解虽然很有力，但仍然扭转不了世俗的偏见，李贺最终也未能到礼部应考。这对年轻而有才华的李贺是个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失去了进身的机会，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当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李贺往来于京、洛间，22岁时到京城作太常寺奉礼郎，这是一个具体执行宗庙祭祀赞礼的卑微小官，品阶仅为从九品上。李贺对这一职务自然是很不乐意，25岁时即托疾辞归。他一生体弱多病，心情又不好，27岁时就去世了。李贺现存诗歌241首。他的诗歌的内容主要涉及揭露时弊、感愤不遇、咏仙讽鬼和抒写艳情几个方面，但其中心内容是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现实的不满与厌弃之情。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古文创作方面，但他在诗歌的创新方面也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在诗歌方面，他主要是继承了李白的白由豪放和杜甫诗的不拘一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诗歌的新路，是一位别开生面、勇于创新的诗人。

　　韩愈的诗风格多样，他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抒发政治失意的古诗，一般都写得比较平易晓畅，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他的近体诗风格清峻，意味隽永，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的绝句更写得清新自然，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刘禹锡是中唐时期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其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白居易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在诗歌创作上，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他的诗歌,现存有800多首，其中成就较高的主要有三类，即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民歌体小诗。1.政治讽剌诗。他的政治讽刺诗，如《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飞鸢操》、《聚蚊谣》等。他的这类诗歌多采用比兴手法，或者是托讽禽鸟，或者是寄情草木，都表现了对权贵们的讽刺和蔑视，抒发了其革新失败后的满腔激愤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往往寓意深刻，辛辣犀利。⒉咏史怀古诗。刘禹锡经历过重大的政治的斗争，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兴衰变化、各种政治事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结合自身的遭遇，联系中唐的各种社会矛盾，写了许多优秀的咏史怀古诗。这类诗歌的特点是纯用律绝的形式，吊古伤今，沉郁苍凉，感慨深沉。例如《西塞山怀古》、《石头城》、《乌衣巷》。他的咏史怀古诗常把历史上的故迹与现实景况联系起来，通过描述来寄托感慨，而不作什么议论。他的律绝写得很好，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个人的遭遇。⒊民歌体小诗。刘禹锡居朗州（湖南常德）九年，夔州二年，当地渔歌、山歌流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向民歌学习，写出了许多民歌体的小诗。这类小诗的的特点是活泼清新，自然流畅，既保留了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响亮和谐的节奏与比兴谐音等手法，又比民歌更为凝炼婉转，词采华美。如《竹枝词》都具有民歌的那种清新活泼、流畅婉转的特点。前一首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吸取了民歌双关谐音的表现手法，又进行了新的意境创造，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传诵。后一首用“花红易衰”比喻负心郎的薄情，用“水流无限”比喻自己失恋的痛苦，也都形象生动。后来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从刘禹锡“水流无限似侬愁”这一句变化而来的。刘禹锡的这类民歌体小诗，由于形式生动活泼，音节响亮和谐，所以在当时就得到广泛传播，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有些诗常借助山水景象来衬写人物的生活情趣和襟怀情操，它们往往描绘出清幽奇特的画面。比如《渔翁》：这首诗以清新的语言，明朗轻松的调子，描绘出一幅优美的山水图，图中有人的活动。看这幅图，不仅使人目睹湘江日出前后景色的变化，还使人看到了一位日夜与青山绿水为伴，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渔翁形象。显然，这个形象是诗人理想境界的化身，反映出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诗中写景富于变化，“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画面最美，犹如带音响的电影特写镜头。末句化用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辞》），自然妥贴，神韵很足。《江雪》则以江上雪景衬写渔父的高洁。诗中前两句描写出一幅大雪封山、路断行人的酷寒场面，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勾勒出渔父抗寒斗雪、毅然垂钓的形象，便充分表现出了他不同流俗的志趣和无所畏惧的孤傲精神。

　　【作品阅读篇目】韦应物《滁州西涧》，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韩愈《山石》、《听颖师弹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石头城》、《乌衣巷》、《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竹枝词》贾岛《寻隐者不遇》孟郊《游子吟》、《登科后》，柳宗元《江雪》、《渔翁》，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四）晚唐诗词文：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晚唐诗坛有被称作“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他们的诗歌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抒情性，但因理想与现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们的诗作亦充满了感伤的情调。此时诗坛还有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罗隐、温庭筠、韦庄等人。晚唐文坛，一批作家直接继承新乐府运动传统，写出了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

　　杜牧的诗歌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映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诗歌，如《感怀诗》、《郡斋独酌》、《河湟》、《早雁》等。一类是咏史怀古诗，《赤壁》、《登乐游园》、《过华清官三绝句》、《过勤政楼》等，一类是写景抒情诗，如《泊秦淮》、《江南春》、《山行》、《清明》等，大多并非单纯写景，而是借景以抒发对历史或现实的感慨。

　　杜牧诗歌的艺术特点

　　1．杜牧的诗歌创作注重思想内容而又不轻视艺术形式，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其诗意蕴深厚、寄慨深沉，艺术上虽不刻意雕琢而能致高远。杜牧的诗歌风格既有俊爽豪宕、峭拔劲健的一面，又有清丽婉曲、含蓄隽永的一面。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

　　2．杜牧的诗歌语言凝练隽永，立意高远拔俗。在艺术手法上常常是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交融在一起，尤其善于抒情。其诗也常常采用比兴、寄托与暗示、暗喻的手法，给人以寓意含蓄、意在言外的感觉，耐人回味与琢磨。

　　3．杜牧古体、近体兼擅，且均有佳制，然尤擅七律、七绝。尤其是七绝的咏史怀古和写景抒情诗，倍受后人推崇。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奚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初学古文，19岁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并经令狐掏推荐，25岁举进士。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辟为书记，以女妻之。牛党的人因此骂他“背恩”。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遭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一、李商隐诗歌的思想内容

　　李商隐诗歌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政治诗，如五古长篇巨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类是感怀诗，如《安定城楼》、《登乐游原》、《锦瑟》等，多抒写身世之悲、命运之慨。一类是咏史诗，如《隋宫》、《贾生》、《马嵬》、《瑶池》等都是名篇，或借古以讽今，或托古以抒怀。一类是爱情诗，多以“无题”为题，如“相见时难别亦难”、“昨夜星辰昨夜风”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二、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1．李商隐的诗歌远接诗、骚的比兴艺术，近取杜甫诗律精严和李贺瑰丽奇诡的特点，又融合了阮籍诗歌的旨意遥深和齐梁诗歌的绮丽华艳，形成了深情婉曲、绮丽精工的主体诗风。

　　2．李商隐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寄托遥深而措辞婉曲。其诗常常采用比兴、象征、暗示、寓托等手法，形成意蕴深刻而含蓄、情思绵密而邈远的艺术特点，甚至造成扑朔迷离的朦胧意象和曲折复杂的内涵。此外，其诗讲究字句的锤炼，语言精练华美、深曲委婉，音韵和谐，对仗精工。

　　3．李商隐的诗歌各体均有佳篇，尤工七律和七绝。

　　【作品阅读篇目】杜牧：《过华清宫》、《乌江亭》、《早雁》、《赤壁》、《泊秦淮》、《山行》；李商隐：《贾生》、《夜雨寄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锦瑟》、《嫦娥》；皮日休：《橡媪叹》；聂夷中：《咏田家》；杜荀鹤：《山中寡妇》。

唐朝诗歌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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