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观在词作中的体现

　　在苏词中，人生历程中的生死离合、荣辱誉毁、通达穷困、种种意蕴，无所不包。如何面对如梦如幻的人生、面对世事的不可预料…构成了其词作主体情性。他的思想既不是陶渊明式的退避田园，归隐自得;也不是王维式的以寂为乐，遁入空门;更不是白居易式的不恋此身也不厌此身，而是理事圆融，事事无碍。他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行为、态度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质变点，以其丰富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因此，分析苏轼词作中的人生观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价值的事。

　　一、尘世磨砺，成就东坡词风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他诗、文、词、赋俱佳，同时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的作家之一，终生从政，但仕途坎坷。由于注重政策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变法革新时持反对态度，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挤。其中：元丰二年，由于“乌台诗案”被判为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行同流放;元佑八年，先被贬定州，次年又被贬惠州，三年后再贬至儋州;晚年更被一贬在贬，直到海南，食芋饮水，过着艰苦的生活。直至建中靖国元年，他才得以内迁，但不久便死于常州。正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所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仕途而言，这句话当然是自嘲，但作为一代词人，他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在屡遭贬谪的逆境中建立起来的。

　　苏轼一生，深受儒、道、佛三家思想影响，这使得他精神追求有复杂性的一面，但却能把三者融会贯通。在政治上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不惧权贵，而他“崇尚自然，放情山水”的主张又与道家“无为无不为”思想相一致。他还参禅论理，对生活表现出“超越尘世琐碎，求得心境空明”的态度，如此融合交织，造就了苏轼多姿多彩的人生。

　　二、苏轼词的经世济民，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

　　苏轼深受儒家影响，表现为浓厚的忠君观念和德治仁政思想。如颇能表现他报国热情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被视为苏轼豪放词代表作，抒发了作者愿赴边疆打击侵扰之敌的情怀，“聊发少年狂的”的“老夫”正是词人的自我写照，通过“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和自我形象刻画“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无不体现出作者满腔报国之志。作者将儒家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进取之心在词中表露无疑，而对于魏尚典故的运用，更是表达出渴望朝廷重用的心情。所以，苏轼豪放词绝不是一味的表现豪语，而是浸透出作者强烈、真实的情感。

　　三、苏轼词的万物皆空，超越尘俗的佛家思想

　　在种种不幸中，苏轼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矛盾，面对如此境遇，他既表现出对无法改变现状的愤慨，又以佛家的虚幻来面对现实。多次被贬后，他出没于寺院，与高僧交往，词作中多次出现精神境界上的自我超脱，并不只一次感叹“人生如梦”。但他并没有遁入空门或隐居逃世而不问政事。如被贬黄州前的《西江月平山堂》这样写道：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半生已过，仙公辞世，人生在永恒时间面前显得如此短促，休言死后万事皆空，即使活着一切也是梦幻。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这种对人生的空幻、悔悟，这种携带禅意玄思的人生感喟，深深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

　　四、苏轼词的崇尚自然，放情山水的道家境界

　　苏轼对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或以清新秀美的画面著称，当然也有把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相结合的感慨。

　　《临江仙夜归临皋》就是表现了他摆脱世俗、归隐江湖的愿望：“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色中的`思考，流露了词人摆脱尘俗，放情山水的欲望。足见词人对争夺名利，处处心机的官宦生活的厌倦，体现出苏轼执着，旷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仕途坎坷却始终怀有一腔报国之志和乐观态度。在如何直面人生方面也给后人以启迪和榜样。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书》中曾说：“大体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苏轼就是以真心真情从事创作，独抒性灵的。他的词风完全是创作主体全人格酝酿而成的艺术境界，有着极丰富的审美内涵，是卓异天资，高旷襟怀，深厚学养，饱经忧患的人生经历形成的文化人格的艺术裸露。可见作家性情必然决定其作品的风格，苏轼旷远豪放的词风是和其独特的性情分不开的。

　　扩展资料

　　苏轼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据传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虚岁出生算一岁，过正月初一加一岁，此时周岁十九岁，以下年龄同显示为虚岁）的苏轼，十九岁（虚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四岁（虚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5]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虚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虚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 文忠”。

苏轼人生观在词作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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