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意象的类型特征

　　我们现以清人冯浩《玉生诗集笺注》所辑为准，对其全部诗歌意象进行统计考察。该集中共保存了李商隐诗歌603首，我对其作了仔细的统计，603首诗歌中共用意象为7957个(所有意象统计均不包含诗歌题日中的意象。以下分类也如此)，其中实体性意象为7579个，占整个诗歌意象总数的95%强。在这7579个实体性意象中，属于客观自然范畴的为3533个。客观自然范畴的诗歌意象可大致分成这么几类：天文、地理、气象、时间、人体、动物、植物、无生物等。社会历史范畴的为4046个。社会历史范畴诗歌意象可大致分成这么几类：人物、地理(人文)、建筑物、精神活动、器物、书典文章、朝代、机构等。

　　(二)虚拟性意象类型

　　虚拟性意象指诗人或前人根据自身生活的直接、间接经验加上一定的想象虚拟出的事物，它一般不是诗人营造意象的主体，因此普遍在作品中所占比重都较小。李商隐在他六百多首诗歌中共用了378个虚拟意象，占他诗歌意象总量的近5%。这个比重看似不大。其实还是不小的。这378个虚拟意象可以大致分为这么几类：人物、动物、仙境、植物、器物等。

　　以上是对李商隐诗歌意象在内容方面的统计划分。有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众所周知，李商隐诗歌善于用典，且用典的数量还较大，但本文在统计划分时并没有将其典故意象单列一类。这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我看来，典故也是无所不包的，也同样包含了上述所分的几类。所以，一般诗歌意象分析中将典故单独分类的做法不可取，起码对本文不可取。况且，哪些是典，哪些不是。这其实还要放到具体诗句中去解读，或考查其具体的意象组合。比如“蝴蝶”是客观自然意象，但它若和“庄子”组合在一起时就成了典故，那么，它的意义和性质就都不一样了。因此，本文在统计划分时将典故中的意象分别归人上述几类中，这样既体现了划分标准的统一，又便于论述。

　　(三)李商隐诗歌意象在内容上的类型特征

　　纵观上面统计划分的两大类李商隐诗歌意象内容，我们发现他诗歌意象在内容上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1.系情纤物　就前文对其所有诗歌意象的统计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喜用纤物，系情于纤物。之所以这样，据我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李商隐所处的晚唐时代正是整个太唐帝国国运式微的低谷。整个时代风貌就缺乏初、盛唐时的高雄豪健的气概。其次，李商隐本身命运多舛，从其生平和诗作还可以看出他身体也比较赢弱多病。这样一来，就使得李商隐个人气质中有一种带有纤绵柔弱的倾向，他的情感世界里必然充满了悲悯和哀伤，他已然做不到再像初、盛唐时的诗人能把一腔壮志豪情外放到山水、田园、边塞之间，他只好将诗情内敛，内敛为关注自身以及和自身关系最密切的日常事物，于是他将观察视角、表现范围浓缩到那些纤柔微小的物象上，似乎这样更适合宣泄心灵深处细微复杂的感受。2.钟爱女性　李商隐大量的诗歌意象是和女性相关的。在李商隐的意识中对女性是十分关注。极为钟爱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为多情的诗人。这一点从他自身曲折复杂的感情史和他创作并流传下来的大量无题的、有题的爱情诗中也可以得到佐证。3.善为艳科　诗歌发展到中晚唐时总体上就渐趋绮艳。呈现出词化的.倾向，从元稹到李贺再到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诗作莫不有此特征，犹以商隐为最。说商隐诗有词化倾向是多方面的，有题材、内容、意象、意境、语言等多种因素构成。而其中意象类型的浓艳倾向是义山诗冲破“诗庄词媚”囿域而为艳科一个突出的原因，上文已谈到李商隐诗歌意象系情纤物、钟爱女性的倾向，其中已然体现了他营造意象时善为艳科的特质。例如妩媚动人的女性人物和女性身体部位意象、绮艳精巧的女性器物意象以及那些色彩斑斓又极易产生艳情联想的月、霞、花、柳、飞鸟、蝴蝶、凤凰等意象。不仅如此，李商隐还很会调色，他会在这些已很艳丽柔媚的意象前后附着和谐斑斓的色彩。如果我们把义山诗中所有的艳象组成一幅图画，那将必然绚丽艳媚至极。4.慨叹同类　李商隐诗歌在取象时较多地选择那些和诗人自身命运、境遇暗相契合的事物，从表面看似咏物叹人，实则喟己伤怀。5.寄托飘幻李商隐是个极爱幻想且情绪波动不定的诗人。表现在诗歌中就是他常爱用一些飘幻的意象，意象虽在诗中各有自己的特定的内涵，但它们身上有个共通的特质――飘幻，或飘忽不定，或变幻无常。或稍纵即逝。或消融无迹，或来去无踪，或空幻不实。

　　二、从表达目的来考察李商隐诗歌意象的类型及特征

　　在我看来，所有人诗的“象”都是有“意”的，不过由于诗人营象的目的不同，意象的性质也就跟着不同。而诗人创造意象的目的不外乎描摹物象以呈物态或借象达意抒情言志两种情况。据此，我们可以把古典诗歌意象的类型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再现性意象和表现性意象。所谓再现性意象是指诗人以个性化的诗歌语言再现生活物象，以达到描摹物象、表达情思目的的一种意象。从意象形式的角度研究意象类型的研究者称之为“描述性意象”。谓表现性意象是指诗人借物象以表达含蓄、蕴藉、曲折情思的一种意象。也就是说这两种意象类型的根本区别在于：再现性意象是以象构境，意在象中：表现性意象也是借象达意，但意在象外。从上述诗歌意象目的性分类的角度来考查，李商隐诗歌意象的主流属于表现性意象。我把他的这一类型意象分为比拟、象征、起兴三类进行阐述。

　　(一)比拟类意象比，即比喻;拟，即拟人或拟物。比拟类意象就是诗人用具体可感的物象比拟抽象的情思，或将本身抽象的情思具化为易感的物象。李商隐诗歌中表现性意象较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善用比拟类意象。这类意象可分三个层面来分析：一为“比”;二为“拟”;三为“比”、“拟”合用。关于“比”前文已经谈到，李商隐诗歌在取象时较多地选择“类我”意象，即那些和诗人自身命运、境遇暗相契合的事物，并触及到诗人情感、理想、个性、气质和境遇的不同层面，其中有不少“比”的意象含在其内。“拟”类意象在李商隐诗中频频出现，特别是在其咏物诗中。非咏物诗中也有，如“鸟应悲蜀帝，蝉是怨齐王”(《韩舍人即事》)、“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寄成都高苗二从事》)、“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异俗二首》其一)、“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二月二日》)等便是。

　　(二)象征类意象象征是近代西方的文艺理论提出的，是文学表现的基本手法之一。李商隐固然不懂得后人总结的这些有关象征和象征意象的理论，但他在实际创作中却无形中印合了这些文艺理论，而且独具特色。李商隐的诗历来就被认为晦涩难解，我想这与他在诗中频用含蓄婉曲的象征类意象不无关系。商隐诗歌中的象征类意象很多很杂，我把他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为共性的象征意象;二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象征意象：三为纯个性的象征意象。

　　此外，李商隐很善于将别人不常用或根本不用的意象引入自己的诗中，并精心营造，使其内涵不断丰饶。这不仅丰富了古典诗歌的意象外延。同时也使得不少很不起眼的意象打上了李商隐的烙印，凸现出玉骆生型的象征意义。特别在他大量极具特色的咏物诗中这一表现更为明显。如“可怜荣落在朝昏”的槿花。“为恋巴江好，无辞瘴雾蒸”的北禽，“只知防浩露，不觉逆尖风”的蝶莺，“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的灯等等……还有一些意象别的诗人也许在诗句中偶尔用到，但像李商隐这样以之为题。终章吟咏，并深含诗人独特象征意义的绝少有之。如“泪”、“肠”、“袜”、“风”、“瑶池”、“乱石”、“鸾凤”等等……这些意象群一同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玉生型的象征世界。

　　(三)起兴类意象兴，作为一种诗歌表现手法肇始于《诗经》，并形成传统，奉为典范，后人多有仿效。李商隐诗歌中也很爱以物起兴，诚如刘学锴所言“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都更接近于‘兴’体”。我根据他起兴意象与所咏情志的关联情况把它分为三种：一为有关联的。这是“兴”中最常见，也是最易被人们接受的一种。李商隐诗中的如《南朝》中以“玄武湖”、“鸡鸣埭”起兴就很自然明了，因为“玄武湖”、“鸡鸣埭”都是南朝都城(今南京)著名处所，以此引起对南朝兴亡的感慨就显得合情合理。第二种是表面着没关联或关联不大，但通过反复揣摩或经点拨后发现之间是有关联的。李商隐诗中这类的起兴意象也不少，例如《石城》。从整首诗的内容来看这是一首情诗，抒写了男女欢爱不能久长的怅惘之情。但诗以“石城”起兴，从字面上实在看不出二者有何关联。但当我们了解了石城有个多情善歌的女子莫愁，那首表现男情女爱的《莫愁乐》也与之有关的时候，就会理解诗人这样起兴的缘由。第三种是没有关联的。这种情况在李商隐诗歌中却多处出现。这种起兴之象与所咏之词无关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个很特殊的现象。如《戏题友人壁》：

　　花径逶适柳巷深，小阑亭午啭春禽。相如解作长门赋，却用文君取酒金。

　　诗中起兴的“花径”、“柳巷”与后面所发相如、文君之慨实在找不出有什么联系。从客观上来讲，首先，李商隐在诗歌表达方面就存在诗旨不明确的倾向，这从他大量的无题诗和准无题诗(即以诗的开头字面为题，但该题又不能统摄全篇，如《人欲》、《一片》、《日射》、《为有》之类)的存在可以看出。也就是说，作者自己在构思或吟罢一首诗时就有不知所云之感，故难于定题。其次，也许他起兴的意象与所表之意当时确有某种关联，只是由于史料不足，时间久远，他的许多生活细节和个人隐私我们无从知晓，所以阅读起来难于获得原来的情感线索，有隔断莫名之感。从主观上来讲，首先，李商隐心理敏感复杂，情绪波动不定，诸多情愫不便也不想明说，故取朦胧之象，而为晦涩之辞。其次，李商隐吟诗的目的无外乎赠人和自遣(形同日记)，并不是为广大的陌生读者和千百年后的读者而作，所以，他只求在相互熟悉和相对狭小的阅读圈内被接受即可。

　　(四)李商隐诗歌中表现性意象的特征细读李商隐诗集，我发现他诗歌中的表现性意象有这样一些特征，现拈出并简述之：

　　1.所取意象以纤物为多(这与前文所论“系情纤物”的内容倾向息息相关)。

　　2.“拟人”时不大用人的具体行为动词，而喜用心理动词，如“恋”、“矜”、“害”、“悲”、“忍委”、“怨”、“恨”等;“拟物”时，喜用名词，如“眉”、“腰”、“芳心”、“须”、“眼”、“身”等。

　　3.“比喻”时，一般不“以彼物比此物”。而多是“人”与“物”互比，且不大用具体的比喻词,“比”义皆蕴含在诗意中(这也是其诗歌表达曲隐的原因之一)。

　　4.比拟、象征的对象和本体之间并不追求外形上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更注重内质上的神韵相通。

　　5.在象征类意象中，他善于将别人不常用或根本不用的意象引入自己的诗中，并精心营造，使其内涵不断丰饶，凸现出玉生型的象征意义。

　　6.不少起兴的意象(他物)与诗人欲表之意(所咏之词)关联不大，甚至毫无关联(起码从现存的诗歌文本中看是这样)。这使得他的诗歌在意象营造上不太合乎“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美学原则，而显得“意”与“象”之间“离”“脱”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