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噩耗传到开封,传到同样衰病不堪的司马光耳中。司马光深为悲 憾。他预感到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欺凌。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 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与司马光身后的荣辱遭际,后来又有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彼此的友谊既年深情笃,各项重大的分歧, 也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政策的争辩中,他们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略无情面;然而,在 个人之间,却依旧洽守友义,不负夙契——既没有权势的倾轧、阴险的残戕,也不曾互相诬谤、暗害中伤。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 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关于熙宁变法的研究,固然可以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留意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也不为无益。或许可以这样说:不同政见者互相礼遇和友善相处,曾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某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