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的评价

韩愈《师说》的评价

　　韩愈的《师说》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接下来小编搜集了韩愈《师说》的评价，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韩愈《师说》的评价一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师说》的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职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廖廖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

　　韩愈《师说》的评价二

　　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的骈文，大力提倡继承先秦两汉以“言之有物”的语言表情达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改变了不良文风，起到了解放文体的作用，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师说》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鼓励后进，应当刻苦学习，勇攀高峰。韩愈的这篇力作，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正面论述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择师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提笔点题，单刀直入。“古”字指出从师的历史传统，“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强调从师的必要。一开头就揭示出学者和教师的关系，作为全篇纲领，肯定坚决，不容辩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面规定了老师的职责范围，指出老师的作用，说明从师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指出认识事物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连用两个“惑”字，突出说明不从师的害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列举两种情况，旨在说明“闻道”是从师的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诠释前文，又强调从师是为了学道，凡有道者皆可为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进一步论述择师的原则。这是作者所说师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有道为师（包括“能者为师”）的`原则，正中当时积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从师的恶果、表现和原因，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从反面论述从师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段首以感慨的语句开头，笔锋突转，引起读者注意。承上文“解惑”，从反面指斥当时不重视从师的不良风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旨在说明士大夫的无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连用两个表程度的副词“益”来说明，从师的态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补充上文，进一步点出结果，以反问的口气启发读者深思。以上为分论的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焉”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众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释童子之师的作用，既有比较的意思，又为下文的“小学而大遗”做铺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比较的结果，落在“小学而大遗”上，足见那些耻师之人是糊涂的。以上为分论的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对比居于下层的人与士大夫之族对待从师的态度。“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写出士大夫极为荒谬的话是为下文的评说感叹准备条件。“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几句是作者的感叹之词。点明师道不复的原因，对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叹。以上为分论的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三段，以孔子对待老师的言行为例，说明从师应有的态度，阐明教和学的关系以及能者为师的道理。照应篇首“传道授业”。

　　“圣人无常师。”此语见解精辟，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引出择师的典范。“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从师的行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师的言论，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紧呈上文得出的结论，且与开头的“闻道”、“师道”相呼应。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从表扬李蟠，再肯定从师。总结全文，点明主题。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重视师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师道“作师说以贻之。”结尾点题。

　　本文的主旨是论述老师的作用，兼及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在论述过程中，批判了当时士大夫之族在从师学习问题上的愚妄态度，阐明了自己对师生关系的见解。论述时先从正面立论阐述，再从反面提出驳议，驳议时使用了对比手法。然后以孔子为例，得出强有力的结论。除开头立论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起句奇崛，气势磅礴。这篇文章不但开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几乎都是这样。韩愈常把自己的结论凝结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行文时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韩愈《师说》的评价三

　　一、抗颜为师，能行古道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为人师者皆笑之”，甚至“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韩愈“毅然为人师”，炫怪群目，士林哗然，遂得“狂名”，为人非笑。然有识之士，却响应不绝。韩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李翱是古文大家，张籍是著名诗人，他们能北面师韩，说明韩愈所倡导的“师道”，如空谷传音，回响甚大。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虽出“高门”，但亦能“不拘于时”，恭行古道，致函柳宗元，提出从师学文的请求，大概也是受韩愈《师说》的影响吧！

　　当时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因拒韦中立之请，“不敢为人师”，古代学者多以二人之“道不同”释之，这实为误解。柳宗元“不敢为人师”，原因是怕“招闹取怒”，并非反对韩愈光复“师道”的主张，其《师友箴》及《序》可为佐证。《箴》曰“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序》曰“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显然，柳氏对“师道”的理解，与韩氏如出一辙。他的《师友箴》和《序》，其实就是对韩氏《师说》的支持，而且较之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显得更为有力。即使柳氏谢绝韦氏“从师”一事，也只是他不愿“以师云尔”罢了，而对其“诚欲往来见所闻”，还是竭诚欢迎，“愿悉陈中所得者”以示杀之的。这种“取其实而去其名”之论，其实也对韩氏《师说》的一种委婉支持。再看他把士人对韩氏的“群怪聚骂”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对“耻学于师”之风气，是何等深恶痛绝！韩柳二公在“师道”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韩愈“师论的同调及其抗颜为师的响应者”，勿庸置疑！

　　二、意在传道，重在解惑

　　《师说》首段即开宗明义，点出“师”的作用以说明其重要，并为下文阐述“师道”之当复张本。这种高处立、阔处行的开局法，就为全文定下了气势恢宏的基调。韩愈将“师”的作用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表面看来，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实则不然。韩愈以光复“儒道”自命，他为“师”所概括的三个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内涵。所谓“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业”，即古人六艺之业；所谓“惑”，即此二者之惑。三者之中，以“道”贯之，“传道”为宗旨，“授业”、“解惑”皆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学“文”为明道，习“艺”为致道，释“惑”为悟道。正因如此，韩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择师”原则应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前人评《师说》谓通篇只“吾师道也”一句，亦为此意。不过，韩氏论“师”的作用，虽意主“传道”，但重点却在于“解惑”。韩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等儒家大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心领神会，而这种教学法的主要手段即“解惑”，这就是他特别重视“解惑”的原因。再加之释“惑”确实是学“业”致道的必由之门，欲使弟子有“大成”，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使之通过此门径，达到“悟道”的最终目的，即使之登上“业”之大堂，进而步入“道”之内室，以完成“师”的使命。有鉴于此，韩愈才在阐明“师”的三大作用之后，又专门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韩愈专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还可达到针砭时弊、生发下文的作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既然人人有惑，当然“师道”可兴不可废。然而时人却或“挟贤”（以己为士人），或“挟长”（以己为长辈），或“挟贵”（以己为士大夫）而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结果是“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正因时风如许，平时以道自任、以师自处的韩愈，才不得不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这样，文章就极其自然地过渡到下段。然后，他再从圣人尚从师，可见“贤”不可恃；童子尚从师，可见“长”不可恃；巫医乐师百工尚从师，可见“贵”不可恃三个方面，讽谕时宜从师解惑。由此观之，韩氏专拈“解惑”一端加以申述，就行文来说，亦有深意，决非信笔所至。

　　三、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本文来自

　　《师说》首段之末，韩愈论“择师”原则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中“四无”实为第二段之“伏”。第二段即紧承此“四无”加以申发，除批评了当时不良学风外，还阐述了人人宜从师的道理。类此“伏笔”第二段也有，其所言圣人“且从师而问”，即为下段所言孔子师郯子等一事伏笔。第三段文字即承此而发。本文第二段得最为精彩。前人对此段写法的评述，可用“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概括之。这八字，确实道出了此段写得极其精妙的原因。

　　“轻重相形”法即“对比衬托”法。作者为阐明人人宜师的道理，敢于直面现实，以“古之圣人”“出人也远矣”尚重视“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下圣人也亦远矣“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其子”尚重视“择师而教”，与对“其身”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巫医乐师百工”尚重视“相师”，与“士大夫之族”却轻视“从师”相形。此外，作者还以“句读之不知”的小事尚重视“从师而问”，与“惑之不解”的大事却轻视“从师”相形。经此一比，“众人”、“其身”、“士大夫”之愚，都被衬托得跃然纸上，而其“惑之不解”宜师而问之理，都已不言而喻。由此可知，以“轻重相形”法说明事理，确能收到反差强烈、其理自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三峰插天”法即“三片并列”法。此段中“相形”之三小段，在其承接处，作者未以过度句或连接词相衔，形成三个并列的独立片，犹如三座独秀峰横插天间，屹然相向，互不统属。然而，如作仔细考察，则可知它们的地脉相通，实为同一山系，并展现相同地貌。换言之即是，这三小段文字，形如自立，实则义脉贯通，所言之理一样。这种独立成片，各片之间“硬语逆转”的“直接”法，确能给人以奇特兀立，挺拔醒目、功力深邃的感觉。

　　四、冲飚激浪，气势雄壮

　　韩愈，素以“猖狂恣睢”、“雄奇万变”、“奇偶交错”、“气势腾跃”著称。这种风貌的产生，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应以他“善用古”最为重要。正因他“善用古”才能做到既“复古”，又“变古”；既使其文“无所不包”，又使其文“无所不归”，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境界，养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故前人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师说》的语言，就具有如此风采，这与作者运用大量排偶句、感叹句、对比句、反问句等修辞手法有关。这些修辞法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师说》的雄壮气势，使它产生了更大的雄辩力！

　　《师说》为感时而作。当时学风不正，师道不存，作者感慨万千，故其文多用感叹句。特别是“轻重相形”的地方，作者每次“相形”之余，都要感叹时人之愚。这些感叹色彩颇浓的句子，亦错综变化，毫不凝滞。“圣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乎！”这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这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这纯是感叹语气。作者在《师说》之中，为了增强肯定的语气，表达强烈的感情，还用了反问句。这类句式，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为最有代表性。

　　韩愈的《师说》虽有其特定内涵，但如抽去它的具体内容，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它对人们的启迪价值将是永恒的。它不愧是一篇古代重要的教育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