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人诗歌的特点

建安诗人诗歌的特点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 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

　　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

　　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言为主,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拟古》等;他亦擅长四言,佳篇有《停云》、《归鸟》等.然而,陶渊明在当时却颇不为人所重,诗坛的总的风气也不因他而有所改变.此后整个南北朝时期,诗歌仍沿着华艳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现的方向在演进变化.

　　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