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音乐思想

苏轼音乐思想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文艺家，其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令后人景仰和称颂。他的音乐思想作为他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作用于他本人的艺术创作，对宋朝及后来的中国文化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苏轼音乐思想

　　一、苏轼音乐思想的研究方法

　　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音乐一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提高到治国安民的高度。据《尚书・舜典》记载，原始社会末期时，就设有负责“典乐”的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在儒家学说中，音乐是“六艺”之一。《孝经・广要道》、《礼记・乐记》、《周礼・春宫》、《荀子・乐论》、《史记・乐书》等典籍都对音乐做了详细的记载和论述。

　　苏轼生活在乐舞非常发达的北宋时期，北宋朝的几任皇帝太宗赵光义、仁宗赵祯、徽宗赵佶都是音乐的痴迷者(尤好古琴)。他的家乡四川眉山人们喜好歌舞。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苏序、父亲苏洵、母亲程夫人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苏轼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文化教育。苏轼的父亲苏洵信奉儒家思想，酷爱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推崇并作为雅、正音乐代表的古琴，家里藏有唐代著名古琴“雷琴”，对古琴演奏有相当的水平。苏轼和弟弟苏辙后来也成为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社会、家庭的影响和濡染，使得苏轼终生热爱音乐，并在演奏、创作、音乐理念上达到很高的水平和修养。他的音乐思想不仅对北宋当时的音乐活动，而且对以后中国的音乐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

　　要研究苏轼的音乐思想，我们首先要寻找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

　　1、直接研究他的音乐作品

　　从苏轼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音乐意境、音乐形象、音乐情感、技术手段、音乐风格等来分析他的音乐思想。他的音乐作品如今能见到乐谱的有：《醉翁操》，这首琴歌的曲谱保存在《风宣玄品》(l539年)，题作《醉翁吟》，现已编入《琴曲集成》;《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曲谱保存在《九宫大成》(1746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歌曲后来的传谱，载入《碎金词谱》(1847年);他的《永遇乐》(“明月如霜”)、《定风波》(“好睡慵开莫厌迟”)、《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哨遍》(“睡起画堂”)、《三步乐》(“美人如月”)这些歌曲后来的传谱，也载入《九宫大成》里。但是，宋朝当时的音乐记谱使用的是像工尺谱这些古老的、现在已经基本不使用的记谱方法，这些记谱与当今世界使用的五线谱记谱有很大的不同。宋朝的音乐记谱是一种简略式记谱方法，音乐的很多要素都没有记录出来，音乐很多方面的传承要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完成。人们的记忆能力是有限，原汁原味的流传范围狭窄，当时更没有现在的数字保存声音的技术，现在要完全复原当时的音乐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使有少数古乐谱研究专家把它们翻译出来，也可能多半和宋朝音乐的真实面目有着不小的距离。况且，现今能够见到乐谱的苏轼音乐作品同有文字记载的苏轼音乐作品相比，所占比例太少。如果从有乐谱的苏轼音乐作品中去研究苏轼的音乐思想，得出的结论不仅不全面，而且不可靠、不准确。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行的。

　　2、从文字记载中研究

　　从文字记载来看，苏轼的作品中关于音乐活动的有几十篇，关于古琴的八十多篇，关于琵琶、筝、笛子、洞箫、啸(口哨)、笙、方响等方面的一百多篇。另外，与苏轼同时代和以后的文艺家的文字记载和论述有若干，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对苏轼的音乐思想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要探究苏轼的音乐思想，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道路。

　　二、苏轼的音乐思想

　　1、音乐对社会可以移风易俗，对个人可以陶冶性情

　　苏轼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音乐方面的论述不仅了然于胸，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继承了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孝经・广要道》)的思想。他在《策问六首・古乐制度》说“圣人之治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他认为，音乐能够移风易俗，教化民众，并且身体力行。他每到一个地方，不仅积极参与音乐活动，而且引导当地的音乐活动朝着良好的方面发展。例如，他在海南儋州，他兴办教育，用“诗书礼乐”来缓和黎族和汉族的矛盾，“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书声琅琅，弦歌四起”。[1]

　　苏轼才华横溢，早年成名，一生又多次被贬，音乐让他得以抒发情感、赶走烦恼。音乐带给他顺境时以欢乐，逆境时以抚慰，成为一种镇静心胸的力量。音乐是他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苏轼用音乐来陶冶自己的情操，用音乐来铺垫他崇尚的阳刚之气，用音乐来充实拓展其文学的内容，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篇章。

　　2、音乐创作要敢于突破和创新

　　对于前人忽视音乐的文学作品，苏轼大胆地运用“隐括”手法，使文学作品音乐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促进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原作相比，隐括词在审美方面增加了一些原作所没有的内涵，最为明显的是增加了词的音乐性，使之更适合于歌唱。这方面的作品有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哨遍》，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水调歌头》(“呢呢儿女声”)、隐括张志和《渔歌子》的《浣溪沙》(渔父)、隐括自己《红梅》诗的《定风波》(“咏红梅”)等。在许多隐括词的序文中苏轼都标明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将诗文辞赋改写为可以配乐以供歌唱的词曲。通过苏轼的这种努力，这些著名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文学生命以外的音乐生命。苏轼生活在一个词可入口流行传唱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文词和音律两者兼修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杰出的词人。许多文字记载和流行的轶事都证明，苏词不仅被人们喜爱传诵，而且是被人们传唱而流行的。苏轼的词一产生就能够广泛地在社会上传唱流行，在传媒不发达的北宋，它的作品的音乐性的功效是巨大的。

　　苏轼强调词与音乐相结合，使宋词的创作和演唱焕然一新，对宋代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以后形成了文学史上的苏辛词派。为了文学内容的充分表达，在音律对内容表达出现妨碍时，敢于突破旧有的音律束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能改斋漫录》中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苏东坡在音律与文学的关系方面，做法上比较大胆，态度上比较灵活融通，在声情与文情两者之间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孰轻孰重，在作品中力图两者的融合。“我们从苏轼的《醉翁操》词序中不难看出，苏轼除了表述歌词与琴声的相和艺术效果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歌词与声律的‘天成’的观点。也就是说，词与曲应协律，但不能一味追求，不然它就会拘守陈规僵死”。[2]

　　3、鼓励奋发向上的词乐风格

　　苏轼经历了对当时流行于歌坛、词坛的柔媚风格从新奇、模仿、指出缺点到宣战的过程。他不满当时词乐中的艳冶浮华、柔靡缠绵风格，这种音乐使人萎靡消沉，他要给后人“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在《次韵钱穆父以汝阴用杭越唱》说:“清诗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识雅言”。从《密州出猎》开始，苏轼向当时的乐坛、文坛的靡靡之音宣战，创立了豪放词派。“苏轼创制豪放词，实是挽救了艳科词每况愈下的卑格的词风，把词的创作从鄙俗颓靡和缕金傅粉的道路上牵拉回来，从而恢复了古曲子词的青春，使词焕发出新生的光彩，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3]后来者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辛弃疾等，都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艺术风格，使宋词音乐迈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在后来的元代戏曲音乐、明清音乐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苏轼的音乐影响。近代曲学家童斐在《中乐寻源》中论述：“元关汉卿作《单刀会》北曲，第一支《新水令》，即用‘大江东去’四字起，甚觉有声有势;第二支《驻马听》，怀想周郎黄盖，亦苏词后半意也”。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精抄的琵琶谱，封面题款为《高和江东》，这是由于苏轼的音乐“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影响所致。

　　4、重视民间音乐，热爱民间音乐

　　苏轼重视民间音乐，热爱民间音乐，认为民歌是艺术创作之源，写下了许多民间音乐活动和民间歌曲来源的文章。如：《和子由踏青》中描写家乡的“歌鼓惊山草木动，箪瓢散野乌鸢驯”;1059年，他路过忠州(四川忠县)时，根据流传于巴楚一带的民歌“竹枝歌”创作了九首《竹枝歌》，并在前《引》中对其做出考证和论述：“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考与?失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此亦楚人之意相传而然者”;《陌上花》的前《引》中说:“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妃指西施)每岁必春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1072年春观赏钱塘吉祥寺民间歌舞的《惜花》“腰鼓面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1074年《蝶恋花・密州上元》中描写密州(也叫东州，现山东诸城县)的“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给他的好友鲜于子骏的信中：“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颇为壮观也”; 1084年，苏轼对黄州(现湖北黄岗)山歌进行考查：“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耳。《汉官仪》:宫中不畜鸡，汝南出民鸣鸡，卫士侯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又应劭曰:‘分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后汉固始、鲷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下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占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见《东坡题跋》卷二“书鸡鸣歌”);解释《子夜歌》、《阿子歌》、《团扇歌》、《凤将雏》、《前溪歌》起源的文章等。他的这些文字对于我们现代人研究北宋时期的音乐仍有参考价值。苏轼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民间音乐活动、民间歌曲紧密联系起来，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新鲜血液，作品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5、音乐的表演要发自内心，音乐的欣赏需要音乐的耳朵

　　用心来演唱、用心来演奏，让音乐打动人心，引发共鸣，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一个表演者，不仅要拥有娴熟的技巧，更应深入研究乐曲的情绪、内涵等，以便做出准确合理的诠释。表演要发自于心，要投入情感，不能只有技巧而没有音乐。苏轼在《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中写到：“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拨弄幺弦，未解将心指下传”。啊，原来这些拥有“绝艺”演奏技术的小姑娘，还没有达到“音自心出、以技传情”的境界。

　　除了表演者的“用情、用心”以外，音乐要产生美感，还必须欣赏者具有“一双音乐的耳朵”。苏轼非常形象地表露了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者的主观能动的作用：“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题沈君琴》)。

　　6、乐器没有雅俗高低之分

　　一种乐器的存在，肯定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世上没有一种乐器能够把所有的优点全部具备的。乐器之间没有高低和雅俗之分，人们不应该人为地划分各种等次。苏轼认为，琵琶、筝这些民间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和古琴一样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并成为华夏民族的代表乐器。

　　琴(现称古琴，七弦琴)自产生以来，便被神化和夸大。对于个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技艺和修身养性之物，还被用来抒发情感和展示领悟艺术的境界。古琴是文人雅士的随身之物。古琴的兴衰甚至夸大到与国家的盛衰相提并论的程度，唐明皇就因不喜好古琴被指责为祸乱。古琴音色清澈、恬静、润洁、幽深，犹如天籁。儒家理论认为，琴具有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的作用。苏轼对古琴非常喜爱，并在古琴演奏和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写下了众多有关古琴方面的诗词文章，他对古琴的认识和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苏轼眼光长远，视野开阔。当时，古琴被人们长期视为演奏“圣庙之乐”和高不可攀的“雅声”的乐器，而琵琶、筝等民间乐器是演奏“郑卫之声”的乐器，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对这种观点在《琴非雅声》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认为：“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被士大夫看作“雅正之乐”的古琴，在周代却是演奏“郑卫之声” 的民间乐器，和现在流行的琵琶、古筝是一样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开放的胸怀，苏轼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独爱古琴的小圈子里，对筝、琵琶、笛子、洞箫、啸(口哨)、笙、方响等乐器也同样热爱，写下了许多优美文字，如：《润州甘露寺弹筝》(古筝琵琶合奏)、《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诉衷情・琵琶女》、《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宋叔达家听琵琶》、《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李委吹笛》、《武昌山闻黄州鼓角》、《月夜与客吹洞箫饮酒杏下》、《浣溪沙・方响》、《菩萨蛮・赠徐君猷笙妓》等，这些文字使后人对当时的器乐水平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研究苏轼音乐思想的意义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艺史上非常罕见。研究苏轼音乐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苏轼的文艺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音乐文化，有助于我们当代音乐工作者创造出时代需要的、能够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艺术珍品。

　　拓展阅读：苏轼轶事

　　东坡肉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不但对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而且堪称我国古代美食家，对烹调菜肴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追本穷源，苏轼的这种红烧肉最早在徐州的创制，在黄州时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杭州时闻名全国。关于东坡肉名字的由来有很多传说，其中一种传说：

　　相传苏东坡在徐州、黄州、杭州三个地方做过“东坡肉”。在任徐州知州时带领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百姓纷纷杀猪宰羊上府慰劳，东坡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烧制红烧肉回赠予老百姓。大家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被谪贬到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而人们不大吃它，便亲自烹调猪肉。有一次他食得兴起，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名曰《食猪肉诗》，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诗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开始争相仿制，并把这道菜戏称为“东坡肉”。　苏东坡二任杭州知州时，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葑草湮没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复昔日美景，杭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醇香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赞赏称奇，于是“东坡肉”的美名更传遍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