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冲天·黄金榜上
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在宋元时代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反响。它正面鼓吹文人士者与统治者分离,而与歌妓等下层人民接近,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全词如下:
鹤冲天·黄金榜上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注释】
⑴鹤冲天:词牌名,即“喜迁莺”。
⑵明代:政治清明的时代。一作“千古”。
【译文】
在金字题名的榜上,我只不过是偶然失去取得状元的机会。即使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君王也会一时错失贤能之才,我今后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得到好的机遇,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地游乐呢!何必为功名患得患失?做一个风流才子为歌姬谱写词章,即使身着白衣,也不亚于公卿将相。
在歌姬居住的街巷里,有摆放着丹青画屏的绣房。幸运的是那里住着我的意中人,值得我细细地追求寻访。与她们依偎,享受这风流的生活,才是我平生最大的欢乐。青春不过是片刻时间,我宁愿把功名,换成手中浅浅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徊婉转的歌唱。
【赏析】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开头便说出了落第的事实。“失龙头望”而冠以一个“偶”字,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暂”字互相呼应,说明这次下第只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战之罪,实受种种客观原因制约而已。然而落第毕竟又是眼前的现实,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接下去的两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明代暂遗贤”,说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没有唐突了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当代的“圣君贤相”),也没有贬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实是包含着讽刺,蕴藏着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应该“野无遗贤”才对呀!这句话的重点,是把自己说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贤”者,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所“遗”弃了。“如何向?”既然他们不要我,我应该怎么办?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接下去是回答问题。“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二句,用斩钉截铁、明白无误的语言,说出了今后生活的行动指向:恣意狂荡。“恣”字已有放纵的意思;“争”字领头造成的反问语气,双重否定构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荡”一语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须论得丧”三句,进一步申述走这一条恣意狂荡之路的得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一条违反应举出仕的封建规范的道路,一般读书人都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却认为:走这条路,做个“才子词人”,与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谈不上什么损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两句话充满了自豪,十分警策。就作者的本意言,是以为“教坊乐工”写作歌词来对抗为朝廷草诰制策,即以为市民阶层服务来代替为统治集团服务;客观上是提高了词人的地位。
上片到此结束,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当完整。然而长调讲究铺叙,讲究舒展,柳永的这首词,是适应长调的要求而构思、下语的,因此句子不大讲究含蓄,余蕴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写尤其不够。偏于平实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如果没有更多一些景语和情语,是会显得干瘪的。而“恣狂荡”生活的具体内容,“才子词人”的真正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才能成为“意”、“象”兼胜的作品——这也正是词人下笔时有意的布局,为下片的描写留下余地的。故过片以后,即展开了“依红偎翠”生活的具体描写。
“烟花巷陌”四句,勾画出绮丽的`环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条歌妓聚居的深巷里,摆列着丹青画屏的绣房中,住着那些值得词人时时来寻访的“意中人”。在这里,“意中人”没有明标数目,也没有描写外貌,但是不难推知,它一定是复数的,一定是美丽的。这有词人其他作品为证。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妓.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虽然不是一时一地的相识但以早期在汴的居多。)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妓(ji)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斗百花》)、“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昼夜乐》)、“天然嫩脸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迟杯》)等等,都是她们体态妖娆的佐证。文艺创作有时不得不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压缩在短小的篇幅里,读者就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领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理解柳永的这首词,也是这样。
“且恁偎红翠”三句,紧承上文,意谓对着这些聪明美丽的烟花伴侣,应该尽情地享受美满风流的生活,以求达到平生的快意。这种境界,其他词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曲玉管》)“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古倾杯》)他是沉浸在“偎红翠”的生活之中了。词作至此,已极道“恣狂荡”的内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固然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然而联系柳永为举子时专为乐工新腔作辞(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自己亦善创调(《乐章集》中颇多自创新声)二事,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实不徒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妓们谱写新曲新词。换言之,即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他有一首《玉蝴蝶》词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绝好的印证。他不愿意把这种生活和“浮名”对换,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论调。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无怪乎仁宗读后要不高兴,把他黜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和下层人民结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作冯妇,再返旧垒,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这牵涉到思想意识根本改变的条件问题,在此不暇细述。总之,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