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一、事故的程度之轻——“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二、事故的责任不在车夫，这在前面已分析过了。如果人物“我”认为老女人受了伤，认为责任在车夫，人物“我”会这样吗?答案应该是清楚的。前面考察人物“我”对事故叙述的可靠性时，已经指出，人物“我”的不可靠叙述完全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坐车者的意识、立场做出的判断、分析和叙述，也正是因为出自近乎本能的反应，才暴露了人物“我”的常人性的一面，这才构成了震惊的基础，与伦理范围的自私与否，没有关系。况且，车夫并非如一般论者所云，是“大公无私”的。前面分析事故的底本与述本关系时已经指出，事情是从人物“我”的视角被叙述的，并不代表唯一真正客观的事实叙述，对于事故的看法，车夫的观点显然不可能同于人物“我”，老女人也会有自己的观点，巡警也会有一种观点，从小说下文看，车夫、巡警的观点的方向是一致的。则车夫的行动无法论定为“大公无私”。老女人到底是否装腔作势，如果将人物“我”的叙述视为权威叙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老女人装腔作势讹诈，车夫仍然不声不响甘愿“自讨苦吃”，则车夫的行动不是大公无私，而是一个伟大的教义的化身：左颊给打了，再送上右颊。
以上这些解释中可能出现的歧异，都有一个原因，即未能充分注意小说的叙述艺术。在这篇小说中，叙事人的视角是有着严重的权力自限的：故事严格限制在人物“我”的见、闻之内，老女人怎么想，车夫怎么想、巡警分驻所里发生了什么，都有意识地排斥于叙述之外，因为事故的结局与小说的主旨无关，作者所要处理的，是叙事人的精神的震惊。
叙事人“我”，从小说所提供的精神特征看，是社会动荡中不满于社会的知识者的精神肖像。这一类型的文人，鲁迅曾在《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中有所论述。鲁迅指出，在中国古代“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便恨恨而死了。”这种恨恨而死的传统人生样式，在二十世纪初，颇有人仿效，鲁迅是不赞赏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只恨恨于社会，而从无意于自己，结果便会走上古代恨恨而死者的道路，摆脱这条传统的人生道路的关键，是先从自己改造起。但是凡是恨恨于世事者，总是以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要改造自己，因此，一般很难不蹈古人覆辙。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鸣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越来越看不起人——有对于世事、世人的愤恨，也有孤独的欣喜和悲哀，已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但是，人物“我”却已从“坏脾气”中挣扎着向外爬，这个挣扎，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惊后发生的。这一震惊的实质，是人物“我”自我的新发现，或者说是“旧我”的主体崩溃，由发现人物“我”的常人性而开出一条首先改造自己的道路，便是这篇小说的启示：为世纪初的文人摆脱传统文人鬼魂的纠缠而指示一种途径。
本世纪之初，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便是“学生社会”的崛起，“学生社会”是当时人们的称谓，后人习惯称为新型知识阶层。所谓新型的知识阶层，是随着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教育、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由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等人组成的近代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新兴阶层的壮大，是以革命为契机的。一九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青年留学生渐渐成为倡导革命的主力军。一九0三年，日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和上海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以及《苏报》成为拒俄拒法的指导中心。一九0五年，孙中山已认识到新型知识阶层崛起的意义，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14]这在孙中山致陈楚楠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孙中山在信中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技材俱有之。现已各人分门任担一事，有立即起程赴内地各省，以联络同志及考察各情者。现时同志已有十七省之人，唯甘肃省无之，盖该省无人在此留学也。”“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15]这意味着中国辛亥革命的领导的历史使命，落在新型知识阶层的先锋队身上。在当日舆论界，对于“学生社会”的赞美之声也非常之高。面对中国的危机，“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与舆论的赞美相一致，这个新型的知识阶层也自命不凡，他们不再像中国传统的“士”那样自居于“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敌人，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分强调与“下等社会”——农、工、商之区别。“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既独立于上等社会，又区别于下等社会，新型知识阶层自居于中等社会，他们自觉肩负起“提挚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的历史使命。
从新型知识阶层的自觉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成立，可以说是这个阶层的浪漫时代——拜伦式的英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中国社会实际上落入军阀之手，忠于民国理想的知识阶层陷入悲观失望之中。鲁迅的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民国以后这些历史事变对于鲁迅的影响如何呢?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颓唐，并非特例。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和以黄兴为首的缓进派，缓进派的基本主张，就是以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为前提的。处于这一阶段的知识阶层的敏感者，深刻地体验了寂寞、悲哀和恨的感情，如果说民国成立时他们是拜伦式的浪漫英雄，到此时，已是浪漫英雄的末路。这种末路的浪漫英雄的典型特征，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心在峰颠，身在幽谷，小处敏感，大处茫然。而在对世事的关系上，就是由失望、悲愤而恨恨于世，倘一味恨下去，便极易滑向传统文人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