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闲适诗新探

姚合是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唐才子传·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1]124姚合的闲适诗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影响。蒋寅以武功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姚合闲适诗表达“吏隐”观念的诗史意义；周衡则通过姚合的闲适诗梳理了“吏隐”观念的发展过程①。

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以闲适诗为基础探讨姚合的“吏隐”观念，对闲适诗本身的关注则颇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姚合闲适诗的实质，对“吏隐”观念进行全新解释，在此基础上揭示姚合闲适诗在唐代后期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

元和十五年，姚合任武功主簿，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等闲适诗，《瀛奎律髓》：“姚少监合初为武功尉，有诗声，世称为姚武功，与贾岛同时而稍后，似未登昌黎之门。”[2]340以姚武功而得名，可见，武功主簿期间的诗歌创作对于姚合的意义之深远。事实上，姚合这一时期的闲适诗已经基本形成独特风格，成为后来发展难以偏离的基调。

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其十五》：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其二十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主簿是唐代最基层的官员，处理的都是政务琐事，而且，武功是京兆下属的畿县，地近长安，所以，深受约束，主簿也难以得闲，于是，姚合时常自称小吏，极言繁忙，《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勝。《其三十》：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可见，因为政务琐事缠身，姚合几乎已经没有为政一方的积极思想，只是感慨于自己难以摆脱劳碌。

但是，姚合并没有因此对自己卑微的职位本身产生反感，更没有对现实进行抨击，《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很明显，远离长安的武功县对于姚合而言反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获得隐逸乐趣的场所，实际上，在清幽的武功县悠然自得地隐逸就是姚合武功闲适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其二》：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养身成好事，此外更清虚。《其十三》：岐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同官数相引，下马上西坡。《其二十二》：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姚合将自己的窘境归因于不谙政务的个性，《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无嫌出县居。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这样的个性让本来应该闲适的状态变得难得，强烈的.厌倦感和隐逸的闲适感在武功闲适诗中同时出现恰恰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因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而渴望闲适，同时，难得的闲适之后又反过来让厌倦感更加强烈。而且，虽然强烈厌倦政务琐事，但是姚合并没有脱离仕途的真正意愿，《其十四》：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这样其实是姚合积极入仕思想的自然延续，《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当时姚合尚在魏博节度使幕府，可见，姚合并不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还有豪迈的一面。面对故人的得路和自己的寂寞，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不甘，更不可能选择更加寂寞的隐逸。《罢武功县将入城二首》：乍抛衫笏觉身轻，依旧还称学道名。欲泥山僧分屋住，羞从野老借牛耕。妻儿尽怕为逋客，亲故相邀遣到城。无奈同官珍重意，几回临路却休行。青衫脱下便狂歌，薤栽莎劚古坡。野客相逢添酒病，春山暂上著诗魔。亦知官罢贫还甚，且喜闲来睡得多。欲与九衢亲故别，明朝拄杖始经过。这是姚合离任武功县主簿时的心声，因为摆脱了政务琐事而一身轻松，但是，原先的闲适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消失，于是，“几回临路却休行”就顺理成章，这从侧面说明武功主簿任上的姚合真实的生存状态。

正因为如此，诗酒娱情就成为姚合必然的审美途径。《其七》：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其八》：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远通涧，垒山高过城。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其十八》：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其二十》：宦名浑不计，酒熟且开封。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锋。惊禽时并起，闲客数相逢。旧国萧条思，青山隔几重。诗酒为姚合营造出一个与清幽的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审美空间，从而让姚合的身心能够和难以摆脱的政务琐事拉开距离，获得片刻的闲适感。

二

蒋寅认为姚合“耽诗已经与吏务与功名相抵触——诗人因诗而求闲告假、冷淡功名”，“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云云，这很值得商榷[3]28，29。

事实上，在不愿脱离仕途的基本前提下，耽诗恰恰是姚合在武功县主簿任上所保持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引而申之，是姚合热衷功名的曲折表现，并延续到了金州、杭州刺史任上，《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亲事星河在，忧人骨肉同。簿书岚色里，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旧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穷。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这与武功县主簿任上何其相似，区别在于政务琐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厌倦感随之而消退，虽然也难以真正轻松，但是，至少闲适感已经不再难得，这时的姚合其实是在更加开阔的自然环境中隐逸，因为心境的开阔而有自然环境的开阔，《杭州官舍偶书》：钱塘刺史漫题诗，贫褊无恩懦少威。春尽酒杯花影在，潮回画槛水声微，闲吟山际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鹤归。无术理人人自理，朝朝渐觉簿书稀。姚合并不是在自嘲吏治的不足，恰恰相反，是在表达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状态，仕途与隐逸的结合，所谓的“吏隐”，就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七言二首》：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蘋风。“无术理人人自理”与“太守吟诗人自理”一为自述，一为溢美，两者都是姚合“吏隐”的理想状态。　　三

安史之乱后，政治局势动荡，以吏治之才见长的官员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出任宰相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容斋随笔·用计臣为相》：“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缘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4]388

如果说玄宗朝宇文融等人受到重用是因为玄宗“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的话，那么，安史之乱后，第五琦等人受到重用则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原因，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5]20处理实际政事特别是财政之事的能力就有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唐代后期越来越多的财政官员能够任宰相，从而形成洪迈所说的“用计臣为相”的局面的主要原因。于是，在唐代贤能标准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吏能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的认同。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对于难以脱离仕途的士人而言，吏治之才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居易《别州名》：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当时的白居易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杭州刺史任上寄情诗酒，心生“中隐”，但是，还是为自己在杭州的政绩而自豪。执此而论，对于姚合而言，政务琐事已经难以否定，所以，“吏隐”是最明智的选择，闲适诗本身就是“吏隐”的表现。无论是白居易的“中隐”还是姚合的“吏隐”，代表的都是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注释：

①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26-31.周衡.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6-69.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0.

[2]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蒋寅.“武功体”和“吏隐”主题的发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

[4]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Z].北京：中华书局，2005.

[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