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11月18日：丁汝昌出生

丁汝昌（1836—1895年），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安徽合肥石头镇人。清朝晚期将领，官至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早年曾参加太平军，随队归顺湘军。不久，隶属李鸿章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官至记名提督。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调入北洋水师。光绪七年（1881年），统率北洋水师官兵200赶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丁汝昌指挥北洋水师与日军展开大东沟海战，后舰队退保威海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威海卫之战中，抗击日军围攻。未得上峰命令，无奈港内待援，最后在弹尽粮绝、援军未至的情况下，拒绝日军将领伊东祐亨劝降，服食鸦片自尽以谢国人。宣统二年（1910年），平反昭雪。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十八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丁汝昌原籍安徽凤阳县。明朝初年，祖先从凤阳迁居庐江，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

咸丰年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在丁汝昌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征入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部下。

投降清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

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

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同治七年（1868年），东捻军被清廷剿灭，丁汝昌因功被授为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罢职归田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我们家有数亩薄田，足够吃饱肚子，大丈夫建功立业，自然会有机会是，暂且等待。”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

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刘铭传与你有过节，如果我用你，就会与刘铭传发生不愉快。你应该和他分道扬镳！如今我打算创建海军，缺乏人才统率，你如果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将把此任交付给你。”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扬威域外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王朝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

七月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七月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

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国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战列舰、镇远号战列舰、济远号战列舰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中朝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

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

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开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中日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统领海军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分别保奏，以备任用。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规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

九月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不久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清廷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丁汝昌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家军。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黄海海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丁汝昌获尚书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高宗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战争爆发后，光绪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八月十八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

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

黄海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

17时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

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

兵败殉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被戴宗骞误会并举报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

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凌晨，丁汝昌组织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较多的一路负责佯攻，另一路则负责将28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炸毁，完成任务后，敢死队全部牺牲。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剩下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二月五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二月七日，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之后，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二月十二日，丁汝昌毅然回绝日军劝降，只想以慷慨一死尽忠。当晚，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丁汝昌临死前，将北洋海军提督印截角作废，年仅59岁。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

威海港里，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萨镇冰、谭学衡倡议水师全体将士官佐捐出三日饷银，作为工程费用，建造丁公祠于刘公岛上前海军练兵营内。由于众人支持，祠堂很快落成，共三进十余间房子，巍峨宏丽，双门扉上画有门神像，皆披金甲持战斧。祠堂内供有丁汝昌牌位与画像。

相关争议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

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

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

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