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对曹操的评论

曹操在世的时候，已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他少年时期“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但表现出一股聪明劲，“机警，有权数”。因而引起曾任汉太尉的桥玄和司空府属官何颗等人的注意。桥玄鼓励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曹操以肯定评价的人，而且是极高的评价：把曹操视为定国安邦的“命世之才”。何顒也给操以相同的评价，认为“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最为后人重视的是专门“核论乡党人物”的许劭给曹操的评价。许劭虽然卑视曹操的为人，但非常看重曹操的才能。他预言曹操将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不管是“奸贼”，还是“英雄”，都意味着曹操将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这个评语在晋人孙盛《异同杂语》中篡改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被颠倒了的评语，经过《三国志》的注引和《三国演义》的渲染，塑造出一个“乱世奸雄”形象，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曹操的看法。

严格说来，桥玄、何颗、许劭等人对曹操的评价都是在未见曹操功业有成的前提下的揣度之见。虽然人们常常试图用曹操的终生所为以验证这些预见性论评的正确，但从科学的角度说，不宜视为对曹操的真正的历史评价。

应该说，首先对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作出评价的是他的臣僚以及敌国、政敌。

荀彧、郭嘉等以“十胜”曹操

荀彧、郭嘉都曾是曹操的心腹，他们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即所谓“绍有十败，公（操）有十胜”。十胜指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荀或、郭嘉等的“十胜”之誉，本于实际，较之对比，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确实代表了一大批文武臣僚和旁观者的看法。如贾诩从明、勇、用人、决机四个方面称许曹操;鲍信、程昱以“略不世出”美化曹操。另如，董昭劝说张杨归曹曹今虽弱，然实天下英雄也”；凉州从事杨阜对关右诸将说，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等等，皆属此类。这是曹操部属或者后来成为曹捧部属对他的评价。

诏称“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建安十八年，汉献帝让御史大夫郗虑拿着尚书左丞潘勖承曹操之意起草的诏书策命曹操为魏公。诏书备述曹操功勋十数项，称曹操之“定天下之功”，比伊尹之于殷商和周公之于成周的功劳还要大。建安二十一年进封魏王，诏书再次称曹操“勤过稷、禹，忠侔伊、周”。按照《后汉书•献帝纪》的记载，曹操是“自立为公加九锡”和“自进号为魏王”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虽伊尹、周公方之蔑如也”云云，就是曹操自吹自己了。当然，也可以不这样看，因为策文是综合僚属的意见而由一人执笔写成的，代表了荀攸、钟繇、诸夏侯、诸曹，以及程昱、贾诩、董昭等一大批人的意见。虽为诏书，但不代表汉天子的旨意。因此，仍然不妨看作是被曹操认可了的部属的评价。

敌国视操为汉贼

曹操对于汉朝来说，是功臣还是奸贼，自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以曹操及其心腹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如无曹操汉家早就不存在了，汉家借操之力又延续了几十年，如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再如魏国诸僚劝操受魏公、魏王之封时的劝进表都充分表述着汉祚已尽、赖曹氏而存的观点。然而，站在敌国的角度，就不是这样看问题了。他们骂曹操的为人，不时揭露曹操的待机篡汉的野心。曹操的敌人，理所当然地要攻击曹操，因而不足为怪。最先骂操，而且连祖宗三代也骂了的是袁绍和后来归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

建安五年，袁绍让陈琳起草的《讨曹操檄文》称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周瑜骂得更干脆广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刘备则称，“曹操阶祸，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敌国之言，意在煽动,尽管不无事实的影子，但出于敌意，故彰其恶，每每言不符实，因而，我们只能将其视为敌国之论，而不能据以评价曹操。

但是，另一方面敌国也往往发出一些佩服曹操的言论,倒是值得重视的。例如诸葛亮说曹操以弱为强，打败袁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孙权说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这都表现出他们对曹操才能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