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的历史传承

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西汉文学家杨雄《蜀都赋》云：“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并描述在成都随处可见“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情景，另有扬雄《绣补》诗，诗中表达了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

据文献记载，东汉蜀国最早的君王蚕丛已经懂得养殖桑蚕。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就已经驰名天下，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蜀国经常用它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晋常璩《华阳国志》详载蜀地宝物，便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

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匠，视之为奇珍异物。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在唐代，安靖刺绣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成为皇帝奖赏功臣的主要物品。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

宋代，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文献称蜀绣技法“穷工极巧”，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

清朝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道光年间，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料、师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这种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的利益，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政府为提倡振兴实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劝工局下设刺绣科，专门管理蜀绣的生产和销售。

蜀绣中不少精品被指定为皇室贡品，而且优秀的艺人还被授予“五品同知衔”的称谓，极大地鼓励了蜀绣的生产和制作。随着蜀绣行会的成立，成都的蜀绣店铺、作坊多达数十家，从业绣工也有1000余人。这一时期，刺绣产品开始由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产品逐渐划分为穿货、戏衣、灯彩三个行业。

清末至民国初年，蜀绣在国际上已享有很高声誉，在民国四年（1915年）国际巴拿马赛中荣获金奖。民国后，蜀绣虽然不再绣制朝衣和贡品，但绣制日用品的范围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幼儿的披衫、鞋帽，大到结婚时的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及馈赠酬酢用品。这是蜀绣民间性突出的方面，城乡妇女闲时多自绣鞋帽枕套头巾甚至帐帏被面等，操练极精者即成高手。

抗战时期，文化中心南迁，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如产生了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表现人物发髻的“螺旋针”，表现鲤鱼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大大丰富了蜀绣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文革”中，蜀绣同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

动乱期间的蜀绣厂受到外界波及，一些重要的资料被毁坏，很多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在广交会前后才算结束。当年中国四大绣，粤绣、苏绣、湘绣都参加了广交会，唯独缺了蜀绣。来此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还特意向周恩来总理问及蜀绣状况，此后政府领导人开始逐渐重视起来，蜀绣厂等到了新的转机。

20世纪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

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