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1606年的伦敦大瘟疫

1606年，伦敦再次爆发瘟疫，造成大量死亡并导致剧院的关停。

这场流行病也波及到了莎士比亚伦敦居所所在的街区，甚至有可能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乃至整个戏剧史。

在1606年七月底，正值戏剧季的中途，许多最好的剧团的新戏正在上演，包括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麦克白》。莎士比亚的剧团the King’s men在环球剧场降了半旗并且关掉了剧场大门。

瘟疫卷土重来，两年前，席卷伦敦的瘟疫造成了三万人死亡，枢密院决定：每当一周内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三十人，就关闭娱乐场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执行地那么严格，因为娱乐行业从业者必须维持生计，因此他们常常违背这个规则：死亡人数一旦低于四十，他们就恢复演出。

枢密院的档案在1618年的大火中被烧毁，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具体多少死亡人数会导致关停。无论如何在1606年的七月，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至少在那个夏天公共娱乐活动被叫停了。

瘟疫（腺鼠疫）的症状十分骇人，高烧、心跳加速、呼吸不畅、背部和腿部酸痛、感到干渴、行动蹒跚，最后，连说话都变得困难。病人在心脏衰竭而死亡之前往往满口胡话，精神错乱，这是极其痛苦的死法，对于见证者而言也将是恐怖的回忆。10到35岁的人群，被证明是易感人群。

入秋后一开始像是有所缓和，死亡人数从峰值的166人减少到8月底的87人（尽管还是令人不安）。詹姆斯六世担心国会无法集会并通过他关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圣诞节前统一的计划，于是向枢密院大臣施压，以求更大力地对抗瘟疫的爆发。

大臣们回应要求市政部门加大监管，并向市长抱怨，太多的伦敦人会把刷在门上的红叉给洗掉，这些红叉是用来标记被感染并被检疫隔离的家庭的。市长表示会用油性颜料代替水性颜料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十月上旬，每周死亡人数出乎意料地飙升到了141人，当月死亡人数更是接近600人，新一波的爆发来袭。市长承诺将以更严厉的措施应对，将乞丐驱逐出城市，在被隔离的房子外安设看守以求不让任何一个人从这些房子里走出来造成传染。

然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现在有超过一千名伦敦人被传染，当局是缺乏物资和人手来保证这么多家庭的检疫隔离的。

当七月份瘟疫传播了几乎整个伦敦时，莎士比亚所在的街区（St Olave’s of Silver Street）暂时幸免。这是个极小的街区，此前的二十年，教堂的丧钟平均一个月敲响两次（唯一的例外是1603年的瘟疫夺去了125条生命）。

甚至在1606年夏天，伦敦其他地方都会死掉几十人的情况下，这个街区都没有死亡记载。但十月初，街区的好运终结了，截至当年年底记载了20多例死亡。

莎士比亚的女房东Mary Mountjoy被埋葬在教堂墓地的时候很可能不到四十岁，那是10月30日，正值瘟疫爆发的巅峰期。

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现存资料的一大疑点是，他和他女房东的通信，甚至比和他妻子还多。她还曾请求莎士比亚处理她家的内事纠纷。莎士比亚1602年搬到这个街区，而在女房东死后迅速搬离了这个街区。教区牧师并没有记载女房东的死因，因为当时瘟疫在此盛行，因此推测她很有可能死于瘟疫。

如果是这样，莎士比亚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瘟疫，尤其是市政部门如此要求检疫隔离。莎士比亚是如何看待他的女房东，以及为何在她死后如此迅速地搬离街区，对我们来说就像他的其他生平记载一样始终是个谜。

这一事件让我们再次意识到，想要编织起莎翁生活的线索，是极其缺乏这类破碎的材料的。

传记作者喜欢将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同他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例如他在写戏剧和十四行诗的时候一定是处于恋爱，在写悲剧时一定是沮丧的，在写哈姆雷特的时候一定是万分悲痛），尽管他的个人生活一定深刻地影响了他所写的作品，但其实我们无法知道他在写作时怀有怎样的心情。

主观上，或许不能直接将瘟疫事件和同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情感主旨上直接建立联系，不过客观上，这次瘟疫使得许多剧团大受影响，莎翁的the King’s men剧团得以进驻黑修士室内剧场（Blackfriars Theatre），从户外到室内，莎剧开始着重室内向的更加私密倾向的场景，此前则是更适合户外开放性的场景居多，由此对他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

将这场可能差点夺走莎翁生命的瘟疫同他剧作的室内转向——例如《冬天的故事》这样戏剧性极强的故事在点着烛火的黑修士剧院逼仄封闭的环境里上演，包括剧中女主角的雕像起死回生——联系起来，对于理解和研究莎剧或多或少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