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究竟有没有篡位的野心

夷陵之战失败后，只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宫中的刘备，为悲愤和羞愧交加，痢疾小疾竟转为沉疴。自知将不久人世，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托咐后事，口授了一道稀世遗诏：“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先主传》）。

诸葛亮虽然想受“十锡”直接做皇帝，但是却受复杂的形势制约而难以实现。以当时形势观察，诸葛亮根本无法做皇帝。

受涿州籍、益州籍两股势力的掣肘

刘备集团主要成员的构成，与曹魏、孙吴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为首的曹魏集团，是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家族子弟为核心的，其他非曹姓成员则来之于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帮派势力。孙权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来之于东南一隅，经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世而逐渐凝聚，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帮派势力。由于刘备经历坎坷，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大体来之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涿州籍官员。他们从刘备招幕兵勇参加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开始，主要成员有关羽、张飞、赵云、魏延、陈到、刘琰等将领，有糜竺、孙乾、简雍等文臣。这些人是久经失败考验，始终如一的死士，是棒打不散的“铁哥儿们”。

其二是荆州籍官员，主要成员有诸葛亮，庞统、马良、陈震、伊籍、廖立等谋臣文官，有黄忠、申耽、申仪、刘封、冯习、张南、霍峻等将领。

其三是益州籍官员，主要成员有许靖、秦宓、吕乂、彭羕、费诗等文官，有王连、张裔、杨洪、黄权、孟达、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邓芝、张翼、杨戏等将领，更有法正，李严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全才。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的畛域观念特别严重，它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帮派意识，流氓阶层则更为强烈。以籍贯地域形成政治帮派的，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刘备尽管出身于破落贵族，小时迹近于市井少年；图谋自立中又以“投奔”作掩护，从而获得“枭雄”这一十分丑恶的绰号。但是刘备又是非常人，虽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但善于待下却是突出的优点，具体表现在礼贤下士，通达宽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方面，所以其核心成员虽来之三个方面，他都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加以延揽和使用。

但是请注意，在成都自称汉中王及称帝之后，他派往外地镇守一方的军政大员，是以涿州籍为主。刘封虽系荆州籍，但被刘备收为义子，这种血缘关系的无机延伸使他获得了殊荣，自然成为涿州籍的重要成员，故而以副军中朗将之职驻节上庸（今湖北房县），统领宜都太守孟达，征北将军申耽，西域太守申仪等，也成为藩屏皇室的一路诸侯。文官中，涿州籍亦占重要地位，糜竺虽然才能平平，刘备夺得荆州后，仍拜其“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右，赏赐优宠，无与为此”。（见《三国志·糜竺传》）孙乾、简雍等大致如此。

诸葛亮虽然籍贯山东沂南县，但他是从荆州发达的，且和荆州士人源渊很深，从后来的作为看，他不仅自认荆州籍，且成为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荆州籍中，庞统、黄忠等对奠定西蜀政权的贡献最大，但庞统战死于雒城，黄忠获得后将军爵位后不久病死，特别是关羽荆州失败，刘备猇亭失败时，荆州籍官员损失最大，侍中马良被杀，大都（元帅）冯习、先锋张南均死于战场，申耽、申仪投降曹魏，残留荆州籍官员之中，受到刘备晚年重用的，仅诸葛亮、董和两人。

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尽管他们与刘备交往其浅，但是刘备要把益州作为巩固的后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无渊源的益州籍军政精英，法正以卓越的军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劳，被任命为京畿之地的“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成为刘备麾下的第一人。诸葛亮担当丞相后，虽然强调“宽济以猛”（即以严刑峻法替代刘璋时代的法制松驰）的治蜀原则，但对法正扬眉吐气后，多次挟嫌报复杀人伤人的违法行径，也只能紧闭双眼听之任之。

刘璋时的蜀郡太守许靖曾对刘备鼠首两端，更加之徒负虚名缺乏才能，刘备虽然很蔑视，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三级跳”，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将军长史，第二年任太傅，第三年又升为司徒，班列仅次于诸葛亮。而镇边的将领中，益州籍亦为数不少，仅降庲都督一职，先后有邓方、李恢、张翼、马忠等；刘备东征孙吴时，率偏师于江北侧应的镇北将军黄权也是益州籍；及至诸葛亮时代，益州籍的邓芝、王平、张嶷、马忠等，都以军功才能成为西蜀的重要将领。永安宫托孤并不只诸葛亮一人，而是“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而且加封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见《三国志·李严传》）相比较之下，荆州籍将领没有了独当一面的人物。

三种势力只所以能较好地结合起来，都因为刘备的善于拢络和平衡关系。刘备之后，虽然诸葛亮掌握国柄，但是涿州籍、益州籍文武大员，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以刘禅为代表的蜀汉政权，荣辱与共，不可能默认皇权转移。

壮大荆州籍难尽其意

由于西蜀在争夺荆州中两次惨败，荆州籍文武大员已七零八落。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诸葛亮就巧妙地利用刘备削弱涿州籍和益州籍力量。关羽死后，刘封在涿州籍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于是力劝刘备杀了他，理由则是：“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见《三国志·刘封传》）显然，这不能成为杀人的正当理由，诸葛亮是注重法制的，法律惩罚得以事实做依据，而不能以将来的可能为口实。力主杀掉刘封的原因，除了考虑到政权的稳定之外，当然有为自己扫除当国障碍的因素。

诸葛亮执政后，为重整壮大荆州籍煞费苦心。此一时期中，涿州籍和益州籍官员虽多有不同程度的升迁，但远不及荆州籍官员升迁的量大面广，更赶不上令人吃惊的破格。在荆州籍中，马谡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不仅有才，而且其兄马良与诸葛亮有八拜之交（或者是儿女亲家，故此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马谡自然是诸葛亮的小兄弟）。

尽管刘备临终时叮咛：“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见《三国志·马谡传》）刘备将一个边远地区的小太守独独提出来叮咛，显然考虑到他与马良的特殊关系。但刘备死后，立即将其从越嶲太守任上调回任相府参军。自此之后，“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同上）。南征出师时，诸葛亮置送行的同僚于不顾，而将马谡招上车辆行走了几十里路程，这与其说有事相商，莫如说是一种姿态，是给马谡以殊荣，并为之后的破格提拔营造气氛。

果然，第一次北伐出师时，诸葛亮拒不听取大家的推荐，将久经沙场，功绩显著的魏延、吴壹抛之脑后，任命从不曾染指军旅的马谡担任先锋，“统大众在前。”如果不是街亭失败，马谡在西蜀军队中的二把手地位会从此确立。马谡虽然被斩于汉中，但是并没有遏制诸葛亮破格提拔荆州籍其他将领的意图，襄阳人杨仪原是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投降关羽后任命为功曹，至刘备称帝，仅得到没有任所的弘农太守一个虚衔。

诸葛亮主政后不久，就将杨仪从地方官提拔为参军，及至北伐时，升迁为长史，加封绥军将军，并以长史身份主管全军的规划布署和粮草的统筹分配，职务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与大将军魏延有了平起平坐的职责。姜维本是天水籍，其才能不过中等，由于在第一次北伐中投降过来，当然成为诸葛亮制约涿州籍和益州籍将领的一枚棋子，立即从中郎这下级军官提拔为中监军，继而又升迁为征西将军，并成为军事上的接班人。

廖化是荆州襄阳籍，才能很一般，“西蜀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是老百姓对此人的客观评价。关羽任襄阳太守时，廖化为主簿，身陷东吴时思归刘备，以诈死脱身。由于这一节，被刘备破格使用，也不过任宜都太守。诸葛亮主政以后，立即调任相府参军，不久又升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剌史，封中乡侯”，官任与功勋卓著的益州籍宿将张翼比肩而立。

荆州籍的文职官员升迁更快。蒋琬是荆州零陵籍，刘备时仅为尚书郎，诸葛亮于建兴元年开府治事，立即调蒋琬任东曹掾（组织部长），又迁为参军，相府迁往汉中时，蒋琬和益州籍勋旧、相府长史张裔留在成都做代理丞相。值得注意的是，张裔被吴国扣押时，是诸葛亮营救回来的，有活命之恩。不久，蒋琬就将张裔长史一职取而代之，成了唯一的代丞相。诸葛亮更在一封密奏中告诉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三国志·蒋琬传》）费祎是荆州江夏籍，刘备时，仅是太子府舍人，后升为庶子，刘禅登基后任黄门侍郎。如此低下的身份，自不列朝臣末端，也不与相府发生关系。

诸葛亮南征返回时，臣僚们在几十里以外躬候迎接，这些人的职位年令都远远高于费祎，而“亮特命祎同载。”将费祎叫上自己乘坐的车辆，不仅是一种殊荣，而且是一种暗示，是破格提拔重用的先声，“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见《三国志·费祎传》）（即从此之后，众人都对费祎另眼高看了）果然，诸葛亮刚刚在丞相府坐下，就派费祎出使东吴，一回来即升为侍中，又升任相府参军，继而又中护军、司马的节节高升，并成为丞相一职的第三梯队。

此外，荆州籍的董和、刘巴、陈震、董允等都被重用，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刘禅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是清一色的荆州籍。换言之，就是要排除涿州籍、益州籍官员对朝政的干预，以便自己驻节汉中时，成都不生肘腑之变。

内忧外患已使诸葛亮焦头烂额

诸葛亮时代，西蜀面临非常复杂的局势。自荆州丧失之后，国土面积急骤缩小近一半，人力物力损失更多；而且丢失了进取中原的桥头堡。与曹魏和孙吴比较，西蜀已处于绝对劣势。猇亭惨败后，军队数量和军心士气受到严重削弱和沉重打击，正如他在《出师表》中估计的那样：“今……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在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日益严重。乘刘备亡故之机，孟获在南中，高定在越嶲，雍闿在建宁，朱褒在牂牁先后“反叛”，西蜀后方受到严重危胁。公元二二三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取得胜利，并留下七擒七纵的佳活，但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一直就没有平息，见诸史籍的大端有：诸葛亮北还之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见《三国志·李恢传》）。

公元二三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见《三国志·马忠传》）。“越嶲郡自丞相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见《三国志·张嶷传》）。“叛乱”始终荧绕于诸葛亮心头，这里所谓的“反叛”，实质是少数民族大起义。

由于繁重的兵役、徭役、赋税，不堪忍受的内地民众起来反抗者也时有发生，见诸史籍的大端有：“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见《三国志·马忠传》）。建兴五年，乘诸葛亮北驻汉中勉县之机，“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见《三国志·张嶷传》）等。建兴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邓）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见《三国志·邓芝传》）。国内汉民的叛乱即汉民起义，说明民众不堪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已无法照常地生活下去了。

在西蜀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相权矛盾已见端倪。刘备时代结束时，荆州籍处于绝对弱势，权中之权的军权概为涿州籍和益州籍控制，从南征开始，诸葛亮虽从李严处接过军权，但魏延、李严、赵云、张嶷、吴壹等还在军队中居于主导地位，诸葛亮虽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对军队的指挥仍受着制约，因之不得不谨慎行事。

在诸葛亮的苦心经营下，荆州籍虽然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在西蜀政权内，依然是三籍鼎立的局面。在外有强敌威胁，内有民众起义，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两籍掣肘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诸葛亮只有战战競競地谨慎再谨慎，才能使西蜀这只破舟不至于倾覆，“诸葛一生唯谨慎”是后世的共同赞颂，却都忽略了造成他谨慎性格的客观环境。

要说将皇帝取而代之的艰难程度，曹操父子的经历可启示后人。曹操从中平六年（公元一八四年）起义兵讨伐董卓开始，就在军队中形成以曹氏家族为核心的中枢集团，其领袖地位从不曾动摇。随着中国北方的统一，民众对他已信赖依附，但他宁肯将皇袍当衬衣穿着，也绝不肯取皇位自代。

这除了心理障碍外，主要还是担心发生意外的动乱。在经历了三十六年之后，曹丕才完成了这一过程。曹丕将不当皇帝的假戏要演到那个份上，也是在制造舆论收揽民心，以便避免意外的社会震动。身处各种复杂矛盾中的诸葛亮，一直到死，连军权还未完全掌控，皇帝梦当然难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