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描写了什么样的内容

《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所创作,以《圣经》中耶稣跟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为题材。画面中人物的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都刻画得精细入微,惟妙惟肖,是所有以此题材创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收藏于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内容背景

《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圣经》,据《新约圣经·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犹太教祭司长阴谋在夜间逮捕他,但苦于无人带路。正在这时,耶稣的门徒犹大向犹太教祭司长告密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犹太教祭司长就给了犹大30块钱。于是,犹大跟祭司长约好:他亲吻的那个人就是耶稣。

逾越节那天,耶稣跟12个门徒坐在一起,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他忧郁地对12个门徒说:“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12个门徒闻言后,或震惊、或愤怒、或激动、或紧张。《最后的晚餐》表现的就是这一时刻的紧张场面。

构图布局

《最后的晚餐》宽420厘米,长910厘米。达·芬奇不仅在绘画技艺上力求创新,在画面的布局上也别具新意。一直以来,画面布局都是耶稣弟子们坐成一排,耶稣独坐一端。

达·芬奇却让十二门徒分坐于耶稣两边,耶稣孤寂地坐在中间,他的脸被身后明亮的窗户映照,显得庄严肃穆。背景强烈的对比让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耶稣身上。耶稣旁边那些躁动的弟子们,每个人的面部表情、眼神、动作各不相同。尤其是慌乱的犹大,手肘碰倒了盐瓶,身体后仰,满脸的惊恐与不安。

画中人物从左到右是:巴多罗买(Bartholomew)、小雅各(亚勒腓之子/James,son of Alphaeus)、安德烈(Andrew)、叛徒犹大(Judas Iscariot)、西门彼得(伯多禄/Simon Peter)、约翰(若望、John)、耶稣(Jesus)、多马(多默/Thomas)、大雅各(西庇太之子/James,son of Zebedee)、腓力(Philip)、马太(玛窦/Matthew)、达太(圣犹大/Jude Thaddeus)、奋锐党的西门(热诚者西满/Simon the Zealot)。

绘画过程

15世纪90年代,小说家马泰奥·班代洛还只是个孩子,那时他在米兰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道明会修道院做见习修道士,他的叔叔维琴佐当时是那里的院长。班代洛常会看着列奥纳多·达·芬奇在修道院的北墙上工作来打发时间,达·芬奇当时正在绘制斯福尔扎时期一幅伟大的杰作——《最后的晚餐》。

班代洛描述:达·芬奇一大早就爬上脚手架马不停蹄地就开始工作。有时他会在那里从早干到晚,手里一直都拿着画笔。他画个不停,常会忘记吃饭或喝水。有时候,他会连续几天不碰画笔,一天中有好几个小时伫立在他的作品面前,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独自一人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画中的人物。

也看到过他在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好像突然有急事要做一样,放下手头正在制作的黏土模具,离开韦奇奥宫直奔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他也不找个阴凉处休息片刻,就赶忙爬上脚手架,拿起画笔在墙上涂上一两笔,然后随即转身离开。

绘制《最后的晚餐》首先要在修道院餐厅的墙上均匀地涂上一层灰泥,墙壁中间的灰泥要比旁边的灰泥粗糙一些,因为这样灰泥才能与覆于其上的漆层黏合得更加牢固。人们发现《最后的晚餐》草图的痕迹,草图是直接画在灰泥之上的,“极为简洁的红线条,用流畅的画笔描绘上去,按照他的布局勾画出众人的轮廓或外形。”绘上草图之后再打上熟石膏粉或底子。

当时用的石膏粉是“一种小颗粒状的混合物,100-200微米厚,是用类蛋白质将钙碳酸盐和镁黏合而成”,顶层再涂上一层薄薄的铅白色的底漆。达·芬奇故意在表面留下一些切口,主要是为了勾画出建筑背景的形状和全景;为了追求作品的精确性,图画区域的中心还打上一个小孔,作为整幅壁画的没影点,这个点就在耶稣的右太阳穴上。

油画大概是从已画好的场景上三个刻有纹章的半圆壁开始画起,现在大部分已经遭到损坏,但仍然能看到铭文的片断和盾形纹章,以及一个用水果和青草编制的漂亮花环。壁画的主要场景大概是从左侧开始画起。用马泰奥·班代洛的话说,在这个时期,达·芬奇不停地工作,有时还交叉双臂长时间地专注看着墙壁。

习作构图

温莎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页笔记,笔记上有一幅早期用钢笔作的构图习作:习作仍然以传统的《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法为基础———犹大没有与众人坐在一起,他坐在桌子的左侧,头扭向后面;而圣约翰则坐在耶稣旁边,已经睡着了,旨在表示在耶稣宣布他被出卖的消息的时候,他“斜靠在耶稣的怀里”。这两种形象在最后的版本里都被弃之不用。

这页纸上还有两幅相对独立的素描。左边那幅素描里出现了十个人物,这群人后面轻淡地画了些拱形结构,这是关于图画背景的最早想法,即“最后的晚餐”发生的“顶楼”。右边的素描中出现了四个人物,但画面重心主要放在耶稣和犹大这两个人物身上。

达·芬奇在这里集中表现明确叛徒身份那戏剧性的一刻:“与我共用一个碟子的那个人将要背叛我。”画中的犹大从他的凳子上起身,正把手向那个碟子伸去。达·芬奇试着给耶稣的双手画出两种姿势——一种是手抬起来好像要伸向前方;另一种是手已经碰到了碟子,与叛徒的手发生短暂的接触。

这幅小一些的素描突出了故事的焦点,找到了戏剧性的支点——两手相触的动人心魄那一刻。为了突出表现这一瞬间,达·芬奇把传统的“最后的晚餐”的故事追溯到《圣经》之前的一个场景,即圣餐仪式。

较小的那幅素描中还描绘了正在熟睡的圣约翰,耶稣的手臂放在他的背上,这里表现出耶稣的“仁爱”,正如《圣经》上所写,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而在那些漠视宗教的怀疑论者们看来,约翰“斜靠在耶稣的怀里”是同性恋的表现。一百年以后,在归结克里斯托夫.马洛的诸多亵渎行为中有一项便是:耶稣对约翰怀有“一种特别的爱”,并“把他当做所多玛的罪人利用”。

不久之后,达·芬奇又用红粉笔画了一幅草图,后来这幅红粉笔画又被其他人用墨水描了一遍,该图现存放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该草图显得比较粗糙,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墨汁的影响,不过《最后的晚餐》均匀的布局在这幅草图上已初显端倪。众门徒被分成了几组,画面更注重人物的个性特征。为了明确人物身份,人物形象下面出现了匆忙写就的说明文字(其中菲利普被提到了两次)。但犹大仍然在桌子的靠近观者的一侧,约翰依然睡得很沉。

不过在达·芬奇的素描簿中有另一张年代更早的纸张,可以追溯到15世纪80年代,上面画着三幅互有关联的素描:一群人坐在桌子旁边,有一人单独坐在桌前,双手托着脑袋,还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他的手指指向那个命中注定的碟子。

这三幅素描并不是为《最后的晚餐》所作的习作,因为画中只有五个人坐在桌旁愉快地聊天以打发时间,他们并不是耶稣的门徒。画中场景可能是发生在某次乡村的欢宴中,人们围坐在桌前。但不知是什么激发了达·芬奇的灵感,使他在同一页纸上迅速画下吃圣餐的基督这一令人心酸的场景,十五年之后才把这个想法实现。

艺术鉴赏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最初创作构思起步于卡斯塔尼奥的作品。在达·芬奇的草图中,一字形排开的构图,犹大独自坐在长桌的另一边,耶稣正把面饼递于犹大的面前,众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犹大。

为了形成众人对犹大的压倒一切的气势,达·芬奇在草图中升高了视平线。达·芬奇在草图中也学习了卡斯塔尼奥的做法,让门徒约翰伏在桌上。而以前传统的画法是根据圣经原典的描述,让约翰投于耶稣的怀中。草图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照搬了来自生活的素材,人物都具有剧烈的情态,动作幅度较大,却少有相互的联系。

达·芬奇继承了卡氏对宗教题材的情节化的处理方式——在画中讲一个生动、真实的故事。这种宗教题材的世俗化倾向在15世纪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许多画家喜欢把圣经故事展现于此时此地的现实环境中,并常常在其中画上自己和朋友的形象,以此为荣。

达·芬奇采用了平行透视法,运用了最为传统的一字形排开的构图惯例,让中心焦点集中于耶稣的明亮的额头。耶稣伸开双手,低垂双眼。他已经把话说完,沉默着。但是,他的手势却有着不可抗拒的精神的号召力,召示和启迪人们去内省,去沉思

。作品运用了高超的明暗技法,“达·芬奇被认为是明暗对比法之父,尤其是他的《最后的晚餐》,在较后的艺术中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明暗用作构图因素。”所有人物都被统摄于神秘而宁静的光影之中。不同于卡斯塔尼奥等三位画家,达·芬奇用阴影消除了背景中应该会有的所有的细节。

沃尔夫林说,为了精神统一的需要,在达·芬奇的作品中,“仅仅能够给观者快感或分散注意力的因素都从场景中取消了。只有能够满足这个主题迫切需要的东西⋯⋯才被提供给想象力。没有一样东西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的:画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体。”

十二门徒的情感充溢,动作强烈,展现出了达·芬奇观察和塑造各类人物的才能。同时,以基督为中心,他们被相当有序地组合成左右平衡的四组。巧妙的组合使他们获得了秩序的宁静。犹大本人的“隐退”,使得由他而起的众门徒的激情转化成了“无声的喧哗”,成了耶稣这一“最强音”的“和声”。正是由于这一对比,耶稣的沉默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贡布里希曾用“哑剧”一词来描述这一作品的场景气氛,可谓意味深长。

沃尔夫林认为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这一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种种“同一性”,预示了巴洛克风格的到来。他把圣经文本中存在的“圣餐设立”和“宣告背叛”这两部分相矛盾的内容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这种创造能力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也许,正是因为达·芬奇在15年前尝试这种独创性的“哑剧”手法不甚成功,致使他的《三贤士来朝》永远停留在了草图阶段。而《最后的晚餐》这一杰作终于成功地使艺术新成就与历代优秀的艺术传统以及题材固有的文化内含如此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当然,达·芬奇的创作不可能再回到普里西拉墓室的“分面包”的多义性之中去,他也不可能采用中世纪时期冷冰冰的图案符号式的人物造型和手法。经过几代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大师们的努力,悠久而丰富的古代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人性与情感在艺术的创作中是不应该再被分离的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结合上是做得最好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