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与传国玉玺
印信,起源于古代铸造青铜器时在上面铸印图案和徽记所用的“印模”。
“印者,信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印信逐渐成为身份凭信和权力象征,在政治、商贸领域被大量应用。
先秦时期,印信的材质有泥土、木、青铜、玉、金、银、铜、犀、象等。
它们的称呼及写法也因材料而异。例如以泥土为材的为“”,金属材料的为“鉨”、以玉为材料的为“玺”。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美石即玉是山川的精华,是上天恩赐的宝物。
因而出现了玉崇拜,玉成为权位和财富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镇国之宝。
《战国策》:"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愁,楚有和璞。"
“璞”指未经雕琢的玉石,“和璞”即和氏之玉。
《史记》等史料中记载了和氏献玉、完璧归赵等曲折、感人的故事。
和氏之玉是块罕见的美玉,加之凝结了忠信仁义等道德意义,成为天下共知的珍宝。
秦灭赵,和氏之玉落入秦国。
李斯《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指当时的两件珍宝:“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玉”。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自称为始皇帝,规定帝、后的印章称为“玺”,并且以玉为材质;其他的官印、私印只能称为“印”。
《续<汉书>新解》云:“玺,黄罗伞下,盖皇帝”。
意即皇帝在黄罗伞下统治天下,风雨无阻。
秦始皇命令咸阳玉工王孙寿以和氏之玉为材料,制作皇帝之玺。
丞相李斯以鱼鸟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凭。“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顺受天命当了皇帝,国运永久昌盛。
王孙寿将和氏之玉精研细磨,雕琢为玺,并将这八个字刻在玉玺上,成为秦始皇独有之印章。
秦始皇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
和氏之玉就此而毁,传国玉玺出世。
从此,玉玺成为历代正统皇帝即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和凭证。
秦始皇的玉玺传至三世子婴时,秦朝已是摇摇欲坠。
刘邦攻破秦都咸阳,子婴被迫献上玉玺,秦亡。
秦始皇所制国玺,乃方寸之物,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凭信、实用办公用品,为何具有神圣魅力,使得后世梦寐以求?
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的客观条件,也有人为地推波助澜因素影响。
其一,“凭信”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已深入人心,到秦始皇时已经成熟。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更需要一个“凭信”之物,以号令天下。于是“玉玺”成为最理想的对象。
这个“凭信”的意义类似于圣旨,而且圣旨必须有玺印才能生效。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其二,秦始皇国玺本物的超凡价值。
玉崇拜文化心理,由“天下共传之宝”和氏之玉所制,一代名相兼书法家李斯篆书,秦始皇专用,这些因素使得它自诞生之日就带着炫目的光环。
它是稀世珍宝,是艺术品,更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因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其三,人为的因素,如思想观念,尤其是一些政治野心家的推波助澜。
这个“传国玺”被极力宣扬为“天命所归”、“祥瑞之兆”,成为后世开国皇帝们梦寐以求的神圣之物,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
它的象征意义类似于大禹九鼎。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寓意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显得底气不足而被世人所轻蔑。
“符命”说、“谶纬”说等神学思想的流行,使得“传国玺”的“天命所受之凭信”意义更加神圣。
尤其是政局混乱、改朝换代时,这种思想观念更加盛行。
更有甚者,为了捏造“君权神授”的事实,而私下自制“传国玺”,以实现谄媚皇帝、抑或自己称帝的阴谋野心。
然而,往往文字、尺寸、钮制、质料、数量、规制等莫衷一是,前后矛盾,引发出了层出不穷的历史闹剧。
这种对传国玉玺的崇拜心理甚至影响到现代。
时至今日,“玺”字仍是至高无上的尊贵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