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之役的背景

丙子虏乱又称丙子之役指的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为了攻打明朝解除后顾之忧而发兵朝鲜的一场战争。这是后金第二次入侵朝鲜，在韩国史书中又被称为丙子胡乱(병자호란)。丙子胡乱又与之前发生的丁卯胡乱统称为丙丁虏乱(병정노란)。

国际局势

17世纪，满洲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后金政权，进而夺取辽东，动摇了东亚地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后金的东邻朝鲜王朝自建国以来就是明朝的藩属国，笃信程朱理学，严守华夷之辨。16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之际，因明朝救援朝鲜的“再造之恩”而使明鲜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在后金挑战明朝秩序的过程中天然地选择站在明朝一方。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朝鲜出兵1万余人随明军征讨后金，结果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役中失败，朝鲜残兵5000人投降后金。此后，朝鲜国王李珲（光海君）奉行中立政策，暗中联络后金，结果在天启三年（1623年，天命七年）被臣下废黜，其废位理由中的一条就是“阴怀贰心，输款奴夷（指后金）”。新国王李倧（仁祖）高举“崇明排金”的旗号，标榜与明朝“协力讨虏”，后金和朝鲜的往来一度中断。

不过，朝鲜和明朝未能真正做到同心协力。在明朝围堵后金的战略布局中，朝鲜占有重要地位，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时，就强调“须联合朝鲜”。明朝将领毛文龙在朝鲜椵岛（皮岛）开辟了反攻辽东的基地——东江镇，朝鲜虽尽力资助，但内心对其十分疑忌。结果朝鲜和明朝不但未能“协力讨虏”，反而在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后金入侵朝鲜（丁卯之役）时不能有效配合，致使朝鲜被迫与后金缔结“兄弟之国”的盟约，开放义州中江与后金互市，每年向后金输送“岁币”。但此后朝鲜与后金的关系并不融洽，两国外交摩擦集中于几下几个方面：

俘虏问题：尽管后金释放了丁卯之役中大部分朝鲜被掳人口，但仍有上万人被后金扣作人质，要求朝鲜或以后金逃人交换、或以米粮赎回，朝鲜被迫选择后者。

逃人问题：丁卯之役结束当年十二月，皇太极就指责朝鲜不遣返后金逃到朝鲜的人员，朝鲜答以逃人所剩无几；崇祯四、六年（1631、1633年，天聪五、七年），皇太极两度就逃人问题向朝鲜施压，朝鲜才遣返了部分后金逃人。

犯越问题：丁卯之役后，朝鲜边民屡屡越境采参，后金亦侵入朝鲜境内屠杀汉人难民，两国互相指责对方“犯越”，即非法入境。

开市问题：朝鲜自崇祯元年（1628年，天聪二年）同后金开市于义州，但在时间、价格、场所上多有争端，如原约为春秋开市，然而后金后来又要求夏季也开市，两国为此一直僵持；价格方面两国也按各自有利价格而争论；场所上，后金要求咸镜道会宁也开市，朝鲜坚持拖延不开。

岁币问题：后金大汗皇太极嫌弃朝鲜的礼物偷工减料，崇祯四年（1631年，天聪五年）朝鲜在春秋两次纳岁币时，皇太极都干脆拒绝接受。翌年，皇太极派人通知增加“岁币”种类和数额，仁祖仅同意其新定数额的十分之一，以金银、牛角、倭剑等不是朝鲜的特产为由拒绝献出，其后两国互相指责背弃盟约，引发关系紧张。

当然，最要害的问题在于朝鲜在明金之间的暧昧关系，即朝鲜一面称臣明朝（事大），一面与明的敌国后金修好（交邻），这种暧昧关系注定不能持久。朝鲜在丁卯之役后并未断绝同明朝的宗藩关系，仍旧遵奉明朝正朔，年年遣使渡海朝贡北京，明朝亦不时派遣敕使来朝鲜。丁卯之役后第二年，皇太极要求朝鲜提供船只以讨伐东江镇，仁祖拖了三天才见后金使臣，然后对他们严正表示：“明国犹吾父也，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另一方面，在明军追击投奔后金的吴桥兵变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的过程中，朝鲜则出兵协助明军，令皇太极耿耿于怀。随着后金的日益强大，势必诉诸战争来解决朝鲜悬案。

后金（清）内情

天启七年（1627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是为清太宗。他在位时，励精图治，实行改革（参见词条皇太极新政），对内强化中央集权，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对外东征西讨，确定了征服明朝、一统天下的宏大目标。从丁卯之役到丙子之役的十年时间里，皇太极完成了几件大事：一、统一族称为满洲，标志着一个新兴民族完成整合；二、平定漠南蒙古，西拓疆土；三、三次入塞侵略明朝，掠夺大量人口与物资；四、发动大凌河之战，取得重大军事胜利，不仅拔掉了明朝在辽西的一个要塞，还获得了围城作战的宝贵经验。在这段期间，后金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是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将携红夷炮来投，既得到了大量先进武器，又获取了火炮操作和瞄准技术，并由此开创出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

朝鲜内情

天启三年（1623年，天命八年），李倧通过宫廷政变（仁祖反正）登上王位，是为朝鲜仁祖。仁祖政权标榜“崇明排金”，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防备后金视为头等大事，然而一筹莫展。当时，朝鲜兵力严重不足，兵额名义上为18万，实则6万。仁祖即位后，实施号牌法，要求16岁以上男丁佩戴号牌，加紧对人口的控制，以扩充兵力。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号牌法中止时，朝鲜拥有兵力约10万。

此外还有“束伍军”（类似预备役）9万余人，武科参加者（“出身”、“武学”）及杂色军兵4-5万人。但由于朝鲜的社会生产力在壬辰倭乱时遭到极大破坏，仁祖即位后仍未恢复，粮饷不足也成为一大问题，仁祖刚即位时，户曹判书李曙称朝鲜朝廷一年收入10万石，而支出11万石，“经费犹且不足，有何余储以备军需？”这种窘况到丙子之役时也没得到根本性改善。

此外，朝鲜文恬武嬉，即使经过丁卯之役，依然“上下苟安，大官、小官悠悠泛泛，诸臣之会备局者，诙谐、吸南草而已，阃帅之倚辕门者，拥妓、纵酒肉而已”，意思是朝鲜上下苟且偷安，大小官员无所作为，备边司重臣聚在一起，抽烟打趣，边疆将帅则整日渔色嫖妓、喝酒吃肉。仁祖依赖反正功臣集团维持政权，放任反正功臣欺压民众、兼并土地，朝鲜百姓说：“在廷权贵之臣与废朝（光海君）异者，只是面目耳！”朝鲜也缺乏将材，仁祖初年的都元帅张晚感慨“而武将无一人知兵者，只知以赂做官而已”。因此朝鲜大臣郑忠信自嘲“无兵之国”，皇太极也常称朝鲜为“儿女之国”。

在战略方针和武器装备方面，朝鲜自宣祖以来就确立了对女真的守城为主、配以火器的前沿防御战略。到了仁祖朝，由于丁卯之役时沿路诸城相继失守，所以战后调整为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纵深防御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江都）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因汉城较大，难以防守）。

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坚壁清野、设险守城、打持久战，等待勤王兵或明朝外援的到来或者敌军久攻不下而主动撤退。但皇太极对这种战略不屑一顾，在开战前夕警告朝鲜：“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扞我乎？贵国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此外，朝鲜的这种战略所倚靠的是火器，尤其是鸟铳，而火器又依赖从明朝输入的硫磺、硝石等原料。

崇祯五年（1632年，天聪六年），明朝担心朝鲜资敌，遂对朝鲜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停止每年向朝鲜例售的3000斤硫磺、硝石，给朝鲜造成莫大困难。直到丙子之役爆发前一天，朝鲜派到明朝的最后一次朝天使团——金堉为首的冬至使，仍在北京呼吁解除对朝鲜的硫磺、硝石之禁。除了火药不足，朝鲜也缺乏甲衣，都元帅金自点曾说：“我国甲衣极少，遇贼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