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作品鉴赏及名句

《四书章句集注》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于一体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著，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为宋代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作品鉴赏

朱熹注释四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他对道传不能承继、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十分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得“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就必须行其“政教”。而《四书章句集注》正是这种“政教”的范本。它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果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思维模式的整体性

《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中心，展现了“理”与儒家经典中的范畴体系的联系，并以此界定了这个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如天、人、性、道、心等。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朱熹指出：“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此三种合一说，为朱熹贯通“四书”，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朱熹思维模式的整体性。可以说，他在更为宽广的范围上重新建构了儒学体系。《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能成为“政教”的范本，与朱熹使之进一步体系化是分不开的。

二、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结合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完全统一的。其道德理性的至高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朱熹借助“理一分殊”这个思辨之网，完成了道德理性的绝对化、本体化。他说：“天即理也。”天理流行，大化不息，生人生物，各有其理。而“性即理也”。如此，人便可以通过继善成性，摆脱“人心”，实现“道心”。人如果实现了“道心”，那么就自然完成了道德的本体，原来这就是天理。“道心”是道德理性，是自觉追求的道德精神。这种追求道德精神的自觉程度，决定着以写实为内容的实践理性。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道中庸而极高明，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问道学。从现实性而言，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完全和谐，如此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真理和人生的真正价值。总之，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结合，推进了古典式的人文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儒学经典的教化作用。

三、道德教育的整治化

《四书章句集注》自始至终贯穿了“明人伦”的宗旨。所谓“明人伦”，就是维护统治秩序，以实现政治上的安定。他多次劝告封建统治者应当注意“正心术以立纲纪”的治国大计，以“正心诚意”为定国安邦的大本。由此可见，其道德教育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四书集注》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综上所述， 《四书章句集注》集中反映了朱熹对儒家经典的高度重视，充分表现了他的文化观。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士人受其深深影响，他们的理想、信念、志趣和心态，都与这部书联系在一起。

精彩佳句

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能。

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文学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四书章句集注》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