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农战》

需要在战国那个大环境下来进行讨论，农业社会，战火连绵，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所以才有了《农战》一篇，确定治国之要。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一句概括了全篇的精髓。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如何发展农耕来使得民得温饱，国家强大，是第一要务；如何防止他国侵略，开疆拓土，是第二要务。对于当时的君主来说，做好这两点才是最为重要的，其他的都要为这两个根本让路。这就是治国之要。

对于当时各国君主治国的方式的论述，稍加整理。“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以当时的情势而论，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当时的生产力相当地下，民众的温饱尚未解决，民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也不肯为国死战。

同时将商人、手工业者、游学诡辩之士比作危害农作物的“螟、螣、蚼蠋”等害虫，当时的防灾措施很差，一旦发生这些灾害，可能导致民众数年都吃不饱，而大量的游民所消耗的粮食，其危害远远要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从而导致国家贫困、陷入危难。一旦国家陷入贫穷，其他诸侯国便会乘此机会，侵占土地人口，加速国家的灭亡，所以重视农耕才是治国的根本。

特别强调的是游学诡辩之士的危害，但是核心思想仍然在于两点：一是游学诡辩之士凭三寸不烂之舌获取官爵，会对法治和民众的农战决心产生极大的干扰，所以需要杜绝；二是这类人对国力的增加并无益处，反而会大量消耗粮食资源，削弱国力，所以也要限制。

尽管从现代的角度去看有愚昧民众、扼杀文化的嫌疑，但是在生存尚不能保证的当时，鼓励这类人的发展，只是富裕了这一小拨人，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毫无裨益，对国家也毫无裨益。

对外战争是那个大争之世的生存法则，所以在文中并没有过多论述，通过鼓励战争，维护民众丰衣足食的生活，向外扩展疆土，以战止战而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彻底结束以及持续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也是弦外之音。

通过对当时各国君主治国方式的分析，商君总结为“今为国者多无要”，也就是没有抓住重点。要想治理好国家，抓住核心的重点才能纲举目张、举重若轻。而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与其拆了东墙补西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倒不如认真细致的研究好今天的社会民众的根本需求和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具备怎样的实力来确保民众的安居乐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最为有意义的一个论点是：“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这句话中的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偷懒懈怠，另一种是窃取剥夺。而两种意思都有体现，第一种意思是居安思危，尽管仓廪殷实，也不能偷懒懈怠，而需要持续努力来保持这种状态，不能因为生活富裕了便纵情享乐、偷懒懈怠，导致重回贫穷，是极其积极的，放在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第二种则是强调对民众利益的保护，尽管民众富庶了，家中仓廪殷实，也不能巧取豪夺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一点是通过《垦令》中的一税制来确保的，税收条文全国统一，明明白白的下发各级官署并告知民众，这样就杜绝了官吏恶意加征赋税来损害农民的利益。只有民众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民众对国家才会坚决拥护，而对一切来犯之敌坚决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