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戊午科场舞弊案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才的选拔、官吏的任用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因时而变。大致而言，原始社会采取的是原始民主制，选贤举能；战国以前的奴隶制社会，实行的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官制；战国时期，则以军功与养士制度为主；秦汉时期，封建官制日趋完备。

汉代实行察举制与征辟制；曹魏称立，建立九品中正制，量才录用；降至隋代，分科取士，为国选才，开科举制度之始。经唐代奠定科举制基础，中者授官。宋沿唐制，确立乡、省、殿三级考试制度。此后大盛于明清两代，形成完备而严密的科举制度。清末受时代大潮的涤荡，兴办新学的冲击，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止。

科举场规戒律至清代最为严格详密，但名利所在，作弊现象屡禁难绝。由于科举考试是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的终南捷径、进身之阶，许多苦读寒窗的士子对关乎一生兴衰荣辱的科举考试不惜铤而走险，因此，科场作弊现象始于两宋而盛于明清，其手法之多，令人瞠目。

如花钱雇枪手（又称枪替）、花样翻新的挟带、贿买主考官员的关节作弊，等等；不一而足。尽管严查重禁，残酷处罚也难以杜绝。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科场案是清代最大、最为惨烈的一桩科场舞弊案，因按干支纪年该年为戊午年，顺天乡试贡院又称“北闱”，故此案又称“戊午北闱之狱”。此案受株连、惩处者数十人，主考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葰被处斩。

戊午顺天乡试开场于咸丰八年八月初八日，九月十六日揭榜。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指出此次乡试有诸多舞弊行径，奏请立案审查，折中还提及“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请特行复试。平龄姓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平素嗜好皮黄，是京城的票友，常常粉墨登场，串演彩旦。

因当时演员地位低下，被视为“戏子”，不准入仕，平龄虽非戏子，但也被举子们鄙视，因此“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失榜举子群情激奋，一时流言四起，有好事者写了一副对联加以讽刺，贴在顺天府学的墙壁上以泄愤懑：

旗下大爷粉末登场优伶戏子金榜夺魁

咸丰帝览过奏疏，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御批：“科试乃国家选才途径，不容许些许舞弊。钦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等查办。”并特令“此旨尔等看完，交军机处写明发，孟传金原折不必交军机处”。由此拉开了重治主副考官科场舞弊的序幕。

载垣、端华立刻提审平龄，讯问中举之事，平龄却只哭不说，几次动刑夹棍精神失常，没过多久就死在了狱中。复查平龄试卷，竟发现其墨卷内草稿不全，还有七个错别字曾被改过。查询结果，乡试同考官邹石麟称此事为他所为，并以为错别字为誊录时笔误，便代为改正。

十月二十四日，咸丰帝指派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监视，由刑部尚书赵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等人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查全部试卷，最终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竟得中式。咸丰大怒，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侯查办。

据清末薛福成《庸庵笔记》称，经办此案的肃顺与柏葰积不相能，私怨甚深，借此倾陷，“肃顺等人之意，在快私憾而张权势，不过假科场为名”。

柏葰，原名松莅，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编修、国子监司业、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在内阁六部、满汉八旗、司法监察、财政水利等部门均曾任职。道光末，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主持江南乡试，任主考官。咸丰初，署实录馆总裁，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后擢升为军机大臣，充国史馆总裁。

咸丰八年（1858）八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十月（11月）授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为官一贯清廉自守，不贪财货。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以少宰出使朝鲜，朝鲜国王按例向中国来使馈赠5000两黄金，被柏葰坚辞不受。

经朝鲜国王再三坚持，却之不恭，柏葰将5000两黄金带回中土，禀报朝廷，存于礼部，后归还朝鲜来华使臣，因此廉名一时。他为人持正，性情耿直，不善阿谀奉迎，被认为有风骨，历仕道光、咸丰两朝，是资望颇深的老臣。

据《清史稿》载：“自登枢府，与载桓、端华、肃顺等不协”，因此，招致肃顺等人借戊午科场舞弊案置其于死地。在查办这桩案件中，参与会办的礼部尚书、内大臣肃顺实主其事。肃顺（1816—1861），字裕亭（雨亭）、豫庭，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清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后裔。

其父乌尔泰阿为济尔哈朗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其三子端华袭封，肃顺为其第六子，道光年间经例试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散秩大臣，任奉宸苑卿，官微人轻。咸丰初年，因怡亲王载垣与其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荐举肃顺，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得以与咸丰帝接近。

由于他善于迎合圣意，纵论天下事，机敏多谋，敢于任事，得到咸丰帝赏识，授御前侍卫、迁工部、礼部、户部侍郎，擢左都御史，迁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渐掌重权。

作为政治上的暴发户，他的才望不敌，地位也比柏葰低得多。案发时柏葰已升任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处地位仅次于彭蕴章，因此为权力膨胀欲极强的肃顺所忌恨，必欲借此案穷治柏葰，借刀杀人，除之而后快。

肃顺等人访踪查迹，案发不久就“于案外访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式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十月初十日，载垣、端华等传讯当事人罗鸿绎。经过审讯，罗鸿绎供出：他为在顺天乡试中取中，求助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李又转求其同年进士、乡试同考官浦安。中式后，罗前往答谢房师浦安，浦安告知务去“酬谢柏中堂门丁靳祥，云：‘尔之取中，多靳君之力也’”。案情绕峰一现，门丁靳祥参与科场舞弊，其主人柏葰考场所为想必与此有关。

肃顺等人为之欣喜，奏报咸丰帝速令柏葰交出证人靳祥。此前，靳祥已随同柏葰之侄、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离开京城，最后在陕西潼关截获归案，押回不久病死狱中。进而对浦安、李鹤龄的审讯，将主考官接受嘱托情节合盘托出。原来李鹤龄在接到罗鸿绎的条子后，交与同考官浦安。浦安批改考卷时，果见到一试卷与该条子相符，便留中待荐。

主考官柏葰批阅时认为此卷不符中式，便让靳祥告知浦安，欲将此卷撤下。浦安言其房内中式之卷只此一本恳求留中，柏葰知后亦乐送人情，便取出另一中式试卷，换成浦安房内试卷，使罗鸿绎得中正榜。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给浦安。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上奏案情，并报科场案内各员罪名及处理方案。其中力请将柏葰“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案情既明，但由于柏葰为当朝大学士，地位显赫，是否批准这一奏请就成了当时严重的政治问题。

按清律，柏葰有“失察”之罪，当受“褫职”处分。刑部定谳时，咸丰帝也鉴于柏葰身为大学士，居位揆席，平素勤慎无咎，念其昏老，有曲宥矜全之意，不想扩大案情，株连过众，打算从轻发落。但肃顺等人新用事，权势日炽，正想利用科场案发，兴大狱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因此按律与咸丰帝力争，举出前朝科场舞弊从重处置的案件，说明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不可姑息养奸，对柏葰“亟宜持法，以惩积习”。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1859年3月17日），咸丰帝御临勤政殿，召见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彭蕴章、穆荫、匡源、文祥，内务府大臣瑞麟、麟魁、文彩、存佑、文丰，尚书肃顺、全庆、陈孚恩、赵光、许乃普，宣示戊午科场案要犯罪状。为整饬吏治，挥泪斩马谡，颁布上谕：

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覆身任大臣，且系科甲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竞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朕即不为已甚，但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派肃顺、赵光赴市曹，监视行刑。柏葰遂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斩决。

清代凡一品大员临决之日，多被皇帝恩免，改为流戍，发配新疆或黑龙江边荒之地军前效力赎罪，以乃清朝立国之初沿袭的旧制。柏葰认为，自己也当在恩赦之列。因此在打点行装，准备圣谕一到，起解登程。他吩咐其子回家准备，把远行应备物品送来。忽然刑部尚书赵光捧着圣谕哭着走来，柏葰才知难免一死，叹息说：“此必肃顺弄权，吾命休矣！”

据有关清代野史笔记记载，临刑前，肃顺看到柏葰所乘囚车远远而来，迎上去阴笑着说：“七哥来早。”随即升座命令刀斧手尽快行刑。柏葰愤而大叫：“皇上断不肯如此。必定是肃六从中作祟。老夫今死不足惜，他日你肃六也必同我一样，不得好死！”赵光不胜悲泣，而肃顺面有得意之色。就这样，柏葰成为清代开国以来因科场案而被戮的最高级官员。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同时斩决。

后来，肃顺也在辛酉政变中成为阶下囚，正应了两年前柏葰的预言，绑赴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当年的临斩官如今沦为斩决，身首异处。此后不久，御史任兆坚上奏，认为柏葰被杀，全由肃顺等人“深文周纳”，实属“情罪未当，恳加恩昭雪”。

政敌已翦除，实现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下令礼部、刑部，将原案重新审理。审理结果，认定柏葰纵容家仆，实有罪责；但罪不当诛，此乃肃顺等人平日与柏葰不和，挟嫌株连所致。念柏葰在内廷行走多年，办事勤慎，恩及其子，赐四品卿衔予其子钟濂，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

至此，震惊朝野的咸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最终收场。从咸丰八年（1858）案发，中经一年审讯结束，至同治元年（1862）翻案重论，前后长达五年之久。

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而成的冤狱。其最后的处理，却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大学士柏葰的被杀，不仅使肃顺一派权势日重，而且为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以镇压太平天国扫清了障碍，更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