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中国从去年开始，放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推出“
据中国国家卫计委通报，全国符合资格的家庭，“单独两孩”的申请率只有9%;北京去年底的统计显示，申请率只有6.23%;上海计生部门对外公开的预测，申请率也只有6.7%。不过，广东珠三角地区则呈现截然不同的“火热”现象。佛山(含顺德)受理的“单独两孩”生育申请约占预测数的八成以上;东莞提出申请的比率达78.64%;深圳为41%：广州为28.9%(截至2014年11月)。
“单独两孩”遇冷
中国自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以应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激增，并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政策实施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例如有人权团体批评“一胎化政策”等于迫使女性堕胎、杀女婴、或是女婴不申报户口等现象发生。政策也让中国性别比重失衡。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指出，上海的实际生育水平长期以来一直非常低。过去十年间，上海的平均生育率大概在0.9左右。因为有将近900万外来年轻人口在上海，才使得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养老问题没有变得特别严重。然而，如果他们离开上海，将对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而这个挑战是上海靠自己的能力很难应对的。
上海自去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截至去年底，上海市共批准单独夫妻再生育申请1万6639例。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卫生局政委家庭发展处处长樊华指出，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当中，有90%都符合单独或者双独政策，但实际上到她们到卫计委来申请的不足5%。市民生育二胎的意愿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
上海家庭育儿成本全国最高
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蕾萍接受中新社专访时指出，上海针对城市人口的“单独两孩”政策释放了民众合理的生育意愿，但并未引发新的生育高峰，原因一方面受限于生育成本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还与配套性家庭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关。
上海官方表态，根据现有实际状况，上海有能力应对“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所带来新生人口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包蕾萍认为，实际上住房、医疗、教育、家政服务等方面的高成本会带来一系列抑制生育意愿的影响，出现“想生不能生，能生不想生”的尴尬。
上海市民普遍反映，育儿成本过高是他们不愿生养二胎的主要原因。有调查显示，上海家庭育儿投入高居首位，约3%的上海家庭每月在育儿上的投入超过5000元，每年就高达6万元。此外，家长付出的精力有限，全职女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加上许多人已舍弃“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而社会养老制度不断完善，老年人去养老院养老将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首都北京市民去年提出生二胎的申请量也低于预期。北京市卫生计生委通报，北京市则一共收到“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3万305例，审批2万8778例。《京华时报》指出，此前北京市曾预估“单独两孩”政策将使北京市每年增加5万名左右新生儿，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申请量低于预期，不会出现生育高峰。
广东申请二胎量占全国10%
中国各地“单独两孩”政策的成效普遍低于预期，引起了诸多学者注意。相比之下，广东“单独两孩”申请量反应较为理想。根据广东省卫计委通报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广东单独两孩申请数为10万5527例，批准9万6197例，两个数字均约占全中国的十分之一。
广东省卫计委官员分析分析称，首先是因为广东人口基数大，同时流动人口数量全国第一，允许一方为外省籍的流动人口单独夫妇在广东申请再生育;其次，广东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人口一孩政策执行较好，独生子女较多;第三，很多申请者是历年积累下来的单独夫妇，客观上出现“扎堆”申请现象;另外，广东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群众生育意愿较强。
广东政协委员，佛山市顺德区政协副主席江佐中江佐中甚至建议广东尽快向中央争取先行先试，全面放开生育两孩，为全国提供经验。他指出，广东省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均受教育程度、女性就业率等均在全国前列水平，能够较好保证放开生育两孩后，不会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剧烈波动。此外，放开生育两孩，能有效缓解广东省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并有效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性别比失衡等现象。
“普遍两孩”还有多远?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卫计委表示，目前来看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运行平稳，由于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持续观察和全面评估。该社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表示，“再生育申请”数量和真正的“再生育”数量并不是一回事。“‘单独两孩’政策落地的影响会逐步显示在出生人口正常的波动上。”
该社也引述专家认为放开普遍两孩政策不能一蹴而就。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呼吁，宜在单独两孩政策的出生人口效力减弱的时候，适时开放普通两孩政策，刺激人口补充出生量。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建议，“十三五”(指2016年至2020年)中后期可以考虑实施“普遍两孩”政策，虽然有人口堆积影响，但积极影响将会大于不调整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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