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18日战罢的亚冠联赛小组赛第三轮，广州恒大[微博]队主场险胜日本鹿岛鹿角队，佩戴队长袖标的郑智表现稳定。郑智也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吸金第一人”：据国内一专业体育媒体发布的数据，35岁的郑智以1100万元年收入，列2014年中国体坛财富榜第七位，是国内收入最高的足球选手。
日前推出的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及：“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球队的薪水总额要封顶，是否意味着中超球星年薪千万元的黄金时代悄然结束?采取NBA式的资金“工资帽”制度，会否让“绿茵自有黄金屋”的示范效应成为绝唱?
个体限薪 并不成功
为何要对中超球队进行薪水总额管理?进行一番历史回顾，才能得到客观答案。
十多年前，中国男足职业联赛对球员个人转会费、年薪进行“双限”：球员的最高转会费绝不能超过500万元、球员年薪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这一文件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觉得足球水平低、球员收入高。有关人士当年甚至公开表示，职业男足选手赚钱多但成绩差，让举重等在奥运争金夺银的冷门项目选手情何以堪?
只是，这种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的管理思维，和崇尚竞争、自由选择的市场思维背道而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俱乐部干脆采取“阴阳合同”：给中国足协备份的阳合同严格遵守限薪令，不见光的阴合同才是球员转会费和年薪的真实数字。由于缺乏监管，欠薪违约等乱象层出不穷，去年的“刘健案”就把中国足协逼得颇为狼狈。显然，中国足协此前对球员个人收入和转会费的限薪，是阴阳合同乱象的始作俑者，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
2009年“打假扫黑”的风暴涤荡中国足坛，尤其是广州恒大以高举高打姿态杀入后，早先的限薪令彻底名存实亡，以郑智领衔恒大的国脚们逐步跨入“千万元收入俱乐部”，不少国脚更迎来事业黄金期。3年前，记者曾向恒大俱乐部负责人刘永灼提问：“恒大买内援的转会费都超过1000万元，这样的转会费是否虚高?”他的回答掷地有声：“只有当中国球员的身价，甚至是年薪超过1000万元，中国足球才算真正迎来大变革、大发展。”
球员年薪 辩证看待
中超球员薪水到底高不高?需要辩证看待。根据福布斯世界体坛财富榜，2014年收入最高者是美国拳王梅威瑟，足球明星 C罗
在欧洲，一线队职业球员的平均年薪约是国民平均收入的10倍，这是足球圈公认的合理区间。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4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710元，以欧洲足球标准推断，上海职业球员的平均年薪在50万元左右，较为合理。
以上海上港[微博]队为例，这批球员们过去赚得并不多。2009年徐根宝率领球队征战中甲，球员每月工资只有1800元，单场赢球奖金约5000元。2013年球队首战中超，也只有武磊[微博]和王燊超两人税前年薪达到100万元。随着上港集团去年全资收购足球俱乐部，这批队员才算苦尽甘来，迎来年薪大幅度上涨的好日子。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足球吃的是青春饭，10年要把一辈子的钱挣完，所以给外界感觉收入较高。
其实，由于中国足球此前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国球员的收入都不高，更频繁遭遇欠薪，如今才算再遇好时代。没有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没有恒大投入的示范效应，没有中超联赛的趋向繁荣，中国球员绝无可能拿到千万元年薪。显然，球员群体需要用更好的表现，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投入。
总额限制 防范风险
在恒大大资金投入的示范效应下，中超其余15家俱乐部纷纷发力，中超联赛在2015新赛季的总投入，已占全球第二位。然而，中超在迎来繁荣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巨大风险。
中超俱乐部的运营，存在先天的结构性缺陷。整个中超俱乐部90%的薪资，都用于给主帅、球员发薪水——但在欧洲俱乐部，将帅薪水投入一旦超过俱乐部总投入的60%，被认为很可能导致俱乐部破产。显然，有关方面把薪水总额管理写入足球改革方案，恰恰是对中超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政策护航。
俱乐部“工资帽”的模板，是近期接连夺得亚冠和亚洲杯冠军的澳大利亚足球。澳超联赛借鉴了NBA模式，推行限定俱乐部薪资总额的“工资帽”制度。澳超每家俱乐部用于球员教练的“工资帽”在250万澳元左右，这笔工资开销占俱乐部总投入三分之一。为了确保票房，每家俱乐部允许有一名超级球星的薪水在“工资帽”之外，且上不封顶。意大利球星德尔·皮耶罗[微博]、英格兰[微博]的罗比·福勒等，都曾是这样的特权球员。
中超如今不计成本的大投入并不可持续，但价格畸高的问题在于供求失衡：中超本土的好球员太少。想要平抑价格，关键还是培养更多有能力有潜力的青少年选手，好球员多了，成本自然下降。俱乐部设立“工资帽”的最大好处，是防范俱乐部的运营风险，鼓励俱乐部培养本土年轻球员。以澳大利亚为例，本土球员的收入都不高，冒尖的好球员都前往欧洲赚大钱，澳超演化成年轻本土人才不断涌现的舞台。
显然，未来工资帽制度的推出，对于培养本土选手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中超健康发展也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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