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公民读本的诞生(中国青年报 200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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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14日
梁子民 毕文昌
梁：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杨东平主编的《新公民读本》，全书共八册，已经出版的虽然只有小学的四册，初中的三册和高中的一册还没有出来，但已经令人惊喜。这套读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应当说，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毕：三年前，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大体上也包括了这些内容。只是那套书没有明确地打出公民教育的旗帜，有其实，无其名。再者，面对中小学和面对大学也不一样。又要坚持公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又要适合中小学生的理解水平，操作起来很不容易。
梁：这就是《新公民读本》可贵之处。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很重大的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
毕：提起公民教育，谁也不便公开反对。但实际操作很难。我听说，其他机构也在编公民教材，但涉及公民权利的内容，往往被审查机构删除。比如，讲政府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有权监督政府和官员，本来是公民教育中的基本知识，在审查过程却被删掉了。这套书包括了这方面的内容，值得称道。受教育者了解这方面的道理，有助于告别传统的臣民心态。
梁：中国公民教育，其实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它与中国的新学制度相伴随，大体来说，是西方文明传入近代中国的产物。它在中国近现代的文明进程中，成绩有目共睹。在蒋介石国民党主政时期，“党义”、“三民主义”等课程靠政治权力进入学校，要取代公民教育，但在实际教育当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一是当时此类课程的课时很少，二是教员并不认同。特别是在大学里，许多“党义课”的教员一到课堂上，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的课是奉送的”。
毕：中国的公民教育，1949年后从课程体系中退出，代替它的是政治教育。“公民”和“政治”相关，却不是相同的概念。从“公民课”到“政治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转换。公民意识，主要强调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教育不是“螺丝钉教育”，也不同于“接班人教育”。
梁：在中国，现代公民教育，本来起步很早，而且也有了很大成绩。在过去的学校制度中，公民教育是成体系的。我们看当时商务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公民教材，从小学到大学是很完整的。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和理解。公民教育，是由传统的“修身”课程变化过来的，到了民国以后，在正式的教育中，一般就不再使用“修身”一词了。“公民课本”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认同人类普世价值的表现。
毕：1913年，上海群益书社完整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这是一本美国学校里使用的课本。课本分为五大部分，从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交涉都有涉及，是美国公民的必读书。西方文化在初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最先看到了它的生机。这本《美国公民学》的前面，有唐文治的序言，他的西方文化观就是“吾观欧美之国民处群有序，行己有道，知其间必有不可磨之学术，不可易之教育，涵养滋化，以臻于此。”他所说的学术和教育，主要就是指公民教育，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是很善于吸收欧美的先进文
梁：早年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公民教科书，除了后来加进三民主义的内容外，关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大体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公民教育体系中，主流是纯正的，而不是“党义”至上。对政府的认识，当时主要讲的就是“政府之弊端及险象”，对政府之弊端保持警惕，这也是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毕：中国人的宪政意识，觉醒并不迟。今天，《新公民读本》诞生了，我觉得很有意味，这就和历史上的好传统衔接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