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论文 篇一
封建土地所有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封建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既反映了社会等级结构，也反映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关系。本文将探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研究断想。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在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最初是由君主掌握的，君主将土地分配给贵族和官僚作为封地。这些封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等级和地位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土地所有权逐渐扩大到更多的贵族和官僚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地主阶层。
其次，我们需要探讨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特点。封建土地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它与个人私有财产所有权有所不同。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权是以封建领主为中心的，封建领主拥有对土地的控制和支配权。与此同时，农民和佃农则只能作为土地的使用者，缺乏土地的所有权。
第三，我们需要思考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影响和问题。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存在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剥削。封建地主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可以通过收取租金和徭役来剥削农民和佃农。这种剥削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封建土地所有权也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和发展，使得社会的动力和创新能力受到限制。
最后，我们需要提出一些研究断想。对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例如，我们可以研究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对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对农民和佃农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研究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演变。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和特点，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索这个课题，并为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提供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论文 篇二
第二篇内容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论文 篇三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论文
60—80年代，我追随恩师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尝试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剖析农村经济和土地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认识上，我服膺傅先生的“弹性论”、“多元结构论”和“公私体系论”，并以此作为学术实践的钥匙。傅先生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我选择的是土地所有权形态演变的角度。我之所以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发生兴趣，这是因为：
一、5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国有或私有的争论，而对土地所有权形态，多以绝对的、一无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为指标去理解，我感觉这不符历史的实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所有权是所有制法的表现，在每个历史时代中的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不仅特定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制度，而且所有权制度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和促进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但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与西方法律制度相对应的私法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所有权制度又是如何规范和运用的?是一个有待解开的奥秘。这不仅是中国法制史，也是社会史、经济史不可回避的课题。
三、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颇具启发，但由于史料掌握的困难和诠释专有语汇的分歧，存在不小的争议。作为本土学者，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
沿着傅先生开辟的道路，和个人整理民间契约文书的学术实践，我把视界锁定在明清时代东部沿海地域这一特定时空的“民间契约秩序”，即地域性的、民间层次的、非正式的产权变动运作规则，以核心产权——土地所有权作为对象，进行实证的研究。当时所做的工作，集中反映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该书“绪言”重申了我在1982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即：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在它的内部结构上，虽然它的横向结构同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一样，具有作用不同的各项权能，但它的纵向结构，却存在着国家的、乡族的、和私人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权利。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上，这三个不同层次权利中的每一个，都曾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挥过作用，成为特定时代特定地区所有制形式的法律表现。私人土地所有权虽然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便已出现，但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权形式，乃在唐宋之际以后，而且始终附着于国家和乡族的土地权利上”。
我至今仍认为，对中国式封建土地所有权观念的这一认识，比较接近和符合传统思维习惯和实践方式。理由是：
一、这一立论的历史社会根据，是所有者主体的多元性。我把所有者主体分成三个层次：国家(大共同体)、乡族(小共同体)、私人，各有不同的所有权利，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地制约着产权的移转和变更。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干预，并不只是行政权利，而是含有作为所有者的权利。如果不具有所有者的身份，官府的行政权力不可能那么大。我借用傅衣凌先生的“乡族”概念表述血缘性或地缘性的地方共同体，它对内部成员土地财产移转的“先买权”设定等等，也含有作为所有者的权利。而在私人层次，所有权也可以再分割成复式的(如“一田二主”)，由多人分享。这是对当时国内主流观点——所有者主体只能一个——的否定。所来许多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史的论文和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方法、史料，也证明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者主体多元性的事实。尽管所有者主体多元性结合的具体方式是千奇百怪、复杂多姿，但特殊性寓于所有者主体多元的普遍性之中，是经得起科学的反复的历史论证的。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中，所有者主体单一的局面已被打破，符合中国国情的产权制度既与传统断裂，也有连续性的一面。比如现行的房屋财产所有权制度，个人可以享有“安全产权”(完全的房屋所有权)，也可以是“三分之二产权”(三分之一为单位所有)，就是所有者主体多元的体现，而房屋占有土地，个人或单位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国家的。套用传统的思维
二、中国传统的土寺所有权缺乏法律和法学的明确界定，人们也不用权利与义务之类的语汇来思考，处理财产关系的文字表述存在地域性的差异异甚至同一名词、术语，在不同地域、不同场合可以表述出不同的内涵，各有一套调整和分配利益关系的民间习惯、乡规俗例，作为心照不宣的非正式规范，这就是在民间社会反复运用提炼出来的习惯法。历史上清末民初启动的法律近代化，是在废弃律例系统，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整理、吸收民间习惯中的合理要素，上升为法律的过程。那么，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也可以借助法学知识从原本的语汇和意义世界中感悟出权利、义务的'法文化要素，重栎中国式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内在结构。尽管所做的加工还很粗糙，需要不断深化，但这种学术取向，是符合学理的。
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我和日、美学界的朋友作过对话交流和共同研究，得到积极的回应、批评和鼓励，有志于修正、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期间，曾遍索现存契约文书语，与典籍、档案、史志、文集、民俗或农村调查资料相比照，诠释一词多义的地域性内涵，写了六、七十万字的札记。虽然所知距离历史原貌还很遥远，但它使我相信，加强研究的力度，规范所有权移转变更的民间契约秩序是可以核理和重建，提升为契约学的。由于种种原因——资料稀缺、空位太多，难以做类型和功能的全面分析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我没有进一步去整理、完成初步铺设的工作，深为愧憾。
展望二十一世纪，我认为中国经济史学界应当给中国所有权史(产权史)的研究一定的地位，花大力气去重构中国所有权史的理论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革进程，产权制度变革给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现，所有者推动生产力运动的力量日益引人注目，我们需要中国特色的产权经济学，而历史的探讨是不可与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是产权的核心，传统所有观念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土地制度和封建经济运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似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探讨中国封建土地产权制度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或习惯，特别是对地域性非正式的习惯法或规范性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改造，给予理论重建。
第二、从传统土地所有权内在结构的变更运动，诸如赐封、典卖、分产、赠予、担保、租佃、雇佣等实现形式，观察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第三、从中外文化比较上，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所有”和“乡族所有”的特征，说明国家和乡族在传统产权制度上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其对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正负面影响。
第四、土地资源的所有配置与地主经济、农民经济的关系，地主制下地主与佃户的土地权利与变迁。
第五、传统的土地产权交易关系与传统土地市场的实态与特征，国家产权交易政策与管理。
以此为基础，外延到其他各种财产所有配置关系，理清中国传统产权变迁的脉络和规律，这有助于反省固有的思维定势，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进一步，把传统和现代变革联系起来，形成中国所有权史体系，对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制度改革，则具有借鉴、吸收历史经验的实践价值。
中国所有权史(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是其中重要构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有机一环，是我对新世纪学科发展的期待之一。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开发这一领域未知的知识和信息，作出自己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