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看中国音乐东传 篇一
中国音乐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为明代的一部重要史书，记录了当时中国与高丽之间的交流与往来。通过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在东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对于音乐的描述非常详细，可以看出当时音乐在中韩两国之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古代的音乐在中国被视为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它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一种传递情感和表达思想的手段。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关于音乐的描写凸显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例如记载了当时中国宫廷音乐的盛况以及中国民间音乐的热闹与欢乐。这些描述展示了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吸引了高丽人的关注和学习。
其次，《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还记录了中国音乐对于高丽音乐的影响。中国音乐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还延伸到了周边国家。通过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在高丽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高丽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高丽人从中国学习了许多乐器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吸收了中国音乐的元素，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这种东传的现象，不仅推动了中国音乐的传播和发展，也丰富了高丽音乐的内涵。
最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还记录了中国音乐在东传过程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东传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音乐的东传，中国与高丽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纽带，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传递情感和价值观。通过音乐的东传，中国与高丽之间的交往更加紧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更加深入。
综上所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为明代重要史书，记录了中国与高丽之间的交往与往来。通过对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在东传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音乐的东传，中国与高丽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纽带，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传递情感和价值观。通过音乐的东传，中国与高丽之间的交往更加紧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更加深入。
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看中国音乐东传 篇三
(一)卤簿仪仗及其鼓吹乐队
1.卤簿仪仗
卤簿是中国古代皇帝、皇族、高级臣僚出行时彰显政治地位、身份与防护措施的重要仪卫，鼓吹乐是卤簿仪仗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时，中国的卤簿仪仗及鼓吹乐队已传到高丽，并被使用于高丽国的重要政治场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4“节仗”，记录了使团到达高丽后，接待使团的卤簿鼓吹队伍：
初神旗队：……采舆兵仗前导，诸仗之中神旗为先……导卫入城，旗列十面，车载而行……青衣龙虎军、铠甲、戈矛几及万卒，分为两序夹道而行。
次骑兵：神旗之次有锦衣龙虎亲卫，旗头一名骑而前驱，执小红旗，其次则领兵上将军，其次则领军郎将，皆骑兵也……
次铙鼓：……
次千牛卫：鼓角之次，即有仪物贯革镫杖，千牛军卫执之相比而行。⑩
高丽接待使团的卤簿仪仗行走方阵如下：
神旗队→骑兵→铙鼓→千牛卫→金吾卫→百戏→乐部→礼物→诏舆→充代下节→宣武下节→使副→上节→中节
这是高丽卤簿仪仗队的方阵构成情况，从中可看到其深受中国卤簿仪仗队的影响。将它与《大唐开元礼》、《宋史》记录的卤簿仪仗队进行比较就可知，高丽“节仗”队的各方阵组成成员类同于唐宋朝廷的皇太子卤簿，但其规模远远小于中国皇太子卤簿。下文是《宋史》记录的皇太子卤簿仪仗队：
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辂车……次清游队旗，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
并正道。清道率府折冲都尉一员，领二十骑，执槊一十八人……
次正道龙旗各六，执一人，前二人引，后二人护……
次正道细仗引。为六重，每重二人，自龙旗后均布至细仗，槊与弓箭相间，并骑；每厢各果毅都尉一员领。次率更丞一员。
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领鼓吹，并骑。?鼓、金钲各二，执各一人，夹二人，以下准此。帅兵官八人；长鸣三十六，帅兵官二人；铙吹一部，铙鼓二，各执一人，夹二人，后部铙节鼓准此。箫、笳各六，帅兵官二人；?鼓、金钲各二，帅兵官二人；次小鼓三十六，帅兵官四人；中鸣三十六，帅兵官二人。以上并骑……(11)
两相对照两国卤簿方阵，高丽“神旗队”类似中国“清游队”与“正道”兵士，高丽“骑兵”队类似中国“正道细仗引”，高丽“铙鼓”队类似中国“前部鼓吹”，高丽“千牛卫”队类似中国“千牛骑”，高丽“金吾卫”类似中国伞扇华盖队，高丽“乐部”队类似中国“后部鼓吹”，此外，高丽“充代下节”类同于中国文官队，高丽“宣武下节”类同于中国武官队，《高丽图经》记录的仪仗队后部“使副”、“上节”、“中节”等，则主要是使团成员。可见，高丽卤簿仪仗队在布局方面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影响。
高丽的接待使团仪仗队中，唯百戏队不同于中国，即，高丽的卤簿仪仗用百戏，而中国官方礼制中的卤簿仪仗队(12)不用百戏，但在唐代北方地区的贵族出行队伍中，并不排除仪仗队用百戏，如广为人知的唐代莫高窟壁画《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就有百戏表演场景。
2.鼓吹乐队及其奏乐礼仪
《高丽图经》卷24“节仗”条目记录的高丽卤簿仪仗十四种方阵中，音乐方阵有铙鼓队、百戏队、乐部三种。其中铙鼓方阵有胡笳和铙、鼓三种乐器，其排列方位为：胡笳乐队前行，铙、鼓乐队在胡笳乐队之后。每行走百余步，胡笳队吹奏，方阵相应退行，胡笳声止时，铙与鼓相间击节。“铙鼓：骑兵之次，鸣笳之军次之，铙鼓之军又次之。每百余步鸣笳，军必却行，面诏舆而合吹。声止，则击铙鼓为之节。”(13)
铙鼓队之后的方阵是千牛卫队与金吾卫队，再其后是百戏方阵与乐部方阵。百戏方阵由少儿组成，乐部方阵由歌工及各种乐器乐工组成。
次百戏：金吾仗卫之后，百戏小儿次之，服饰之类略同华风。
次乐部：歌工乐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间有小异，其行在小儿队之后。比使者至彼，会俣衣制未除，故乐部皆执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诏命，不敢不设也。(14)
上文记录中，不仅百戏方阵服饰“略同华风”，且乐部方阵使用歌工的手法也取法中国。唐代开元及宋代政和年间，中国卤簿仪仗及其鼓吹乐发展至最高峰，这段时期的卤簿仪仗及其鼓吹乐队规模庞大。在当时的皇帝大驾卤簿仪仗中，前后部鼓吹乐队分别用歌工48人。(15)显然，高丽卤簿鼓吹乐的歌工设置效法于中国。此外，高丽乐工所持乐器也大多与中国乐器相同，只是“间有小异”而已。
由于高丽国王王俣去世，徐兢等使团出访的目的是吊祭俣，当时正处于“衣制未除”的忌乐期间，乐工都执乐器而不演奏。《高丽图经》不仅在此处记录高丽卤簿鼓吹乐的持乐不奏，在后文卷40“乐律”介绍高丽宫廷宴乐时，也提到“以时王俣衣制未终，工人执其器而不作，声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高丽国的忌乐期间持而不奏礼仪，也来自中国。中国的忌乐礼仪，至少从唐代就已普遍使用，并延续至清代。如《新唐书·卷51》“百官一”记述，“大功以上丧，受册莅官，鼓吹从而不作，戎事则否。”唐宋时期规定，在大丧时期、皇帝纳后、祭祀去途、受册莅官等庄严场合，鼓吹乐皆须持而不奏。(16)至于鼓吹乐持而不奏的原因，《
旧唐书·卷28》“音乐一”叙述，“尊严之地，铙吹哗欢，既无明文，或乖肃敬”。徐兢对高丽国持而不奏的礼仪，是非常首肯的，他在卷24“节仗”中评论：“使命每至丽国，闻其备竭仪物之华、兵卫之众，以迓诏书，以导旄节，礼甚勤至。然是行也，适在王俣衣制未终，其鼓吹之类皆执而不作，亦可谓知礼也已。”(17)
3.卤簿鼓吹乐器
中国使者初至，高丽国巡尉令吹胡笳行接待之礼。胡笳用在行进队伍中时，往往走在队伍前列，走吹数十步后再止吹，其演奏与铙鼓队相间。关于高丽仪仗铙鼓队中的行鼓、金铙与胡笳，《高丽图经》卷13“兵器”条目记录：
行鼓：行鼓之状，稍类雅乐之搏拊也。中腔差长，而以铜环饰之，贯以紫带，系于腰下。军行则在前，与金铙间击，其节颇缓。金铙之形，与中华制度不异，故略而不图。(18)
胡笳：胡笳之制，上锐下丰，其形差短。使者初至群山岛，巡尉将迎，舟卒服青衣而吹之。其声呜咽，不成曲调，惟觉群噪如蚊虻之音。迎诏则在前行，每数十步，辄稍却回，面诏舆而吹。声止乃行，然后击铙鼓为节也。(19)
由于具有杰出的绘画才能，徐兢曾在《高丽图经》中绘诸多图画，以配合解说文字记录，虽然这些绘图遗失于战乱，无存于当今，但今人依然能从行文中判断何处配有绘画。《高丽图经》中的乐器绘图多用于记录高丽本国乐器，而对于来自中国的乐器，徐兢则选择“略而不图”。从以上文字来看，高丽金铙与中国金铙完全相同，即金铙是来自中国的乐器，所以徐兢“略而不图”。
但对于行鼓，徐兢却是加以绘图的，说明行鼓是高丽的本国乐器，但作为鼓类乐器，它的演奏效果是与中国鼓类乐器相同的。上文记录，行鼓外形类似中国雅乐中的搏拊，演奏时系于腰下，行进时在队伍的前部，与金铙相间击节。搏拊实则用手拍击演奏的小鼓，也用于高丽宫廷雅乐中。(20)中国卤簿鼓吹乐的前部鼓吹中常用到一种小鼓，如唐宋时期的大驾卤簿前部鼓吹有“小鼓一百二十”，皇太子卤簿前部鼓吹中有“小鼓三十六”。(21)高丽行鼓的演奏效果与中国小鼓类似。
上文记录的胡笳，也是从中国东传的乐器。唐宋时期的笳均可见于记载，如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鼓吹部”记录：“哀笳，以羊角为管，芦为头也。”此外，宋代陈旸《乐书》卷一百三十，有“大胡笳”“小胡笳”“芦笳”绘图，此两者都符合《高丽图经》对胡笳形制“上锐下丰”的记录。
(二)乐悬
乐悬是中国周代礼乐制度建立以来，各代沿袭使用的金石之乐。《高丽图经》卷六“延英殿阁”抄录高丽燕记文，其中叙述高丽国王在延英殿清燕阁接见近臣的情景：“埙篪、椌楬、琴瑟、钟磬，安乐雅正之声，合奏于堂下……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献或酬，和乐孔偕。乃觞酒九行，且令退息。”(22)
这里记录的是高丽宫廷宴乐活动中的`乐悬音乐演奏情况，其中用到的乐器如埙、篪、控(柷)、楬(敔)、琴、瑟、钟、磐等，均是中国宫廷乐悬所用的乐器。高丽宫廷乐悬音乐的乐器陈列方位及使用情况等，《高丽史·乐志》“雅乐”条目有翔实记录，可进一步证实其乐悬体制来源于中国。
(三)唐乐
高丽宫廷用“唐乐”“乡乐”两种系统，其中“乡乐”是高丽本土音乐，“唐乐”是从中国传去的音乐，乐器、乐舞皆中国形制形态。《高丽图经》卷40“乐律”记录：“今其乐有两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右曰乡乐，盖夷音也。其中国之音，乐器皆中国之制。”(23)高丽宫廷“唐乐”“乡乐”并用的情景，《高丽图经》卷6“长庆殿”也有记录：“其日大会公族、贵臣、近侍于长庆……用夷华二部乐，亦有致语。”(24)这里记录高丽国王王俣生日时，曾在长庆殿宴乐群臣，其中，“唐乐”与“乡乐”二部音乐并用不悖，唐乐表演之前亦用致语与口号。歌舞表演是唐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高丽宫廷中的歌舞，《高丽图经》提到：“亦有柘枝、抛球之艺。”(25)
《柘枝》是唐代时就已广泛流传的歌舞，并有对舞、独舞两种形式，宋代宫廷中的《柘枝》已发展成小儿队的队舞。《抛球乐》亦是唐代广泛流传的歌舞，起源于抛球运动，宋代女弟子队的队舞中亦有《抛球乐队》(26)。现以《抛球乐》为例，说明高丽歌舞音乐对宋朝歌舞音乐的师承关系。
根据《高丽史·志卷第25·抛球乐》的记录，歌舞《抛球乐》表演程序如下：
舞队、乐官、妓立两行，坐奏《折花令→妓与竹竿子念口号致语→女童舞→乐奏《折花令》→妓分两行各6人舞，再分4行，唱《折花令》“三台词”→乐奏《折花令》→2人对舞，作折花状→乐奏《水龙唫金》，12人舞→唱《水龙唫金》“洞天景色词”→乐奏《小抛球乐令》，左队6人舞→全队唱《小抛球乐令》“两行花窍词”→1人进球门前唱，作抛球戏→右队6人舞→全队唱《小抛球》→1人进球门唱，作抛球戏→左二人唱→右二人唱→左三人唱→右三人唱→左四人唱→右四人唱→左五人唱右五人唱→左六人唱→右六人唱→乐奏《清平令》→左右对舞破→乐奏《小抛球乐令》→竹竿子口号致语→12人舞退。
以上歌舞表演，由包括歌、舞、器乐演奏、念、戏剧表演几部分组成。戏剧表演包括折花状与抛球戏。
南宋史浩《鄮蜂真隐漫录》记录了《采莲舞》、《柘枝舞》、《花舞》等六首歌舞的表演过程，如《采莲舞》也包括歌、舞、器乐演奏、念、戏剧表演几个部分，主要表演者花心与竹竿子的唱念对答中有情节和人物身份。(27)将《抛球乐》与《采莲舞》二者进行比较则可知，高丽宫廷“唐乐”的歌舞表演，与中国宋代歌舞表演相比较，其歌舞结构、表演形式、表演程序、歌舞戏剧的性质等均相同。
《高丽图经》对《柘枝》《抛球》的文字记录说明，中国唐宋两代倍受喜爱的《柘枝》《抛球》舞也在高丽受到欢迎。对于唐乐体系中的歌舞音乐，王小盾《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将此二者与宋代歌舞音乐进行比较，并指出，“高丽‘唐乐’是宋代流行音乐的代表。”(28)此诚确言。
(四)宫廷音乐机构
对于高丽宫廷音乐机构的组成，《高丽图经》也有记录：“若女伎则谓之下乐，凡三等：大乐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弦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余人。”(29)
这里记录，高丽宫廷从事唐乐与乡乐表演的女伎分大乐司、管弦坊、京市司三等。这种音乐机构的三等级划分，可见到唐代教坊三等级制的影响，按唐代崔令钦《教坊记》的记录：常在皇帝面前表演的人称“前头人”，又称内人，居宜春院；第二等为“宫人”，来自贱隶，居云韶院；第三等为“搊弹家”，来自平民家的女儿。与此相对应：高丽大乐司是经常在国王跟前表演的人，等级也最高，与唐代教坊“前头人”对应；管弦坊居于第二等级；“京市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京城市民之意，恰与唐代搊弹家的等级对应。此外，“大乐司”这个名称，也来自中国。
关于高丽国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效仿，《高丽图经》屡屡提及，如卷40“同文”条目记录：“虽高句丽域居海岛，鲸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内，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30)说明高丽对中华文化及音乐的全方位接受与继承，高丽卤簿鼓吹乐、乐悬、唐乐、音乐机构的设置，均深刻反映了中国音乐东传后对高丽产生的深刻影响。
(五)宋代中国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
从高丽宫廷音乐机构的三等级设置来看，早在唐代，中国音乐就已传入高丽。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则多被学术界议论。不少学者认为，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为政和七年二月”(1117年)，(31)此结论的缘由在于，多种史书记载，政和年间大晟乐与燕乐传入高丽，因此，政和年被视为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最早时间。对此，《高丽图经》的相关记录如下：“熙宁中，王徽尝奏请乐工，诏往其国，数年乃还。后人使来，必赍货奉工技为师，每遣就馆教之。比年入贡，又请赐大晟雅乐，及请赐燕乐，诏皆从之，故乐舞益盛，可以观听。”(32)
高丽国王王俣的先祖王徽曾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请求宋朝廷派遣乐工前往高丽教习中国宫廷音乐，此后，高丽国将学习中国音乐作为常年沿袭的传统，宋徽宗时期，大晟乐与宫廷燕乐也一并传入高丽。因此，宋朝音乐传入高丽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可的政和年早40余年。
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音乐史料的独特价值
尽管《高丽图经》音乐史料在全书中的分布比较零散，但由于其中所记都是作者耳闻目睹之事，因此内容直观生动，且部分内容不能存见于其他典籍。现分析《高丽图经》中音乐史料的价值，并将《高丽图经》中的音乐史料与其他常用相关典籍进行比较，可确知其独特价值。
(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的其他音乐史料
除上文提到的反映中国音乐东传的音乐史料外，《高丽图经》中还有一些其他音乐记录，为研究古代高丽音乐提供了依据。如卷40“乐律”条目记录了高丽“乡乐”的常用乐器、高丽箫管“胡琴”在众乐中“以起众声”的重要地位，又记录了高丽宫廷的百戏表演人数；卷16“官府”条目记录了大乐司、管弦坊在高丽王城所处的地理方位；卷17“祠宇”、卷18“释氏”、卷36“竹岛”条目中，亦对高丽民间音乐及宗教活动中的音乐有简略记录。它们都为研究古代高丽音乐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与《文献通考》《宋史》相关记录比较
《文献通考》是一部记载上古至宋末宁宗时期典章沿革的通史巨著，其“乐考”部分篇幅长达10卷，分“历代乐制”“历代制造律吕”、八音“之属”“乐悬”“乐歌”“乐舞”“俗部乐”“鼓吹”“散乐百戏”“夷部乐”等，分别叙述上古以来直至宋代宁宗时期的音乐事项，是今人考察宋代音乐的常用资料，其中对高丽音乐也不乏记录。
《宋史》是研究宋代历史的基本参考书，其中“乐志”共17卷，去除乐章歌词部分，《宋史·乐志》记录宋代音乐的史料有8卷。此外，《宋史》卷487“外国列传·高丽传”，以1卷的篇幅记载两国间的政治交往活动。作为官修正史，《宋史》是研究宋代历史最被关注的文献，《宋史》“高丽传”与“乐志”部分也是研究宋朝与高丽两国之间音乐交流活动的不可或缺的文献。
现将《高丽图经》音乐史料与《文献通考》《宋史》中的相关记录比较，仍能发现《高丽图经》音乐史料的独特价值。因唐代“十部乐”中有一部“高丽乐”，《文献通考·乐考》用了一定笔墨记录“十部乐”之“高丽乐”情景。(33)对宋代高丽与中国的音乐交流情况，《文献通考》卷148记录如下：“宋乾德四年，镇州进伶官二十八人，善习高丽部乐，赐衣服银带，遣归本道。元丰间，来臣求中国乐工教之。今之乐，大抵中国制。中国使至，尝出家乐以侑酒。”(34)这段文献叙述的内容有三点：①宋太祖乾德时期，镇州有伶人善高丽乐；②宋神宗元丰年间，高丽来使求教中国音乐，因此高丽音乐同中国制；③中国使者至高丽后，他们以家乐侑酒。
《文献通考·乐考》在叙述“八音”乐器时，常兼及介绍此种乐器可见于高丽。如：《文献通考》卷137“丝之属胡部”叙高丽有弹筝、搊筝、卧筝三种筝乐器，(35)“竹之属”叙高丽有义嘴笛，(36)卷136“革之属”叙高丽有檐鼓、齐鼓，(37)此外，在考察箜篌、蛇皮琵琶两门乐器时，亦提到高丽有此乐。(38)可见，《文献通考·乐考》对高丽音乐的记录，多集中于高丽乐器。
《文献通考》对高丽国的考察多见于卷325“四裔考二·高句丽”，此条目阐述高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四条文献涉及音乐：
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
尝献伶官十馀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
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赐以《大晟燕乐》。
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39)
以上文献与《宋史》中的记载多有相同之处。《宋史》的有关记载如下：
《宋史卷487·高丽传》：乐声甚下，无金石之音，既赐乐，乃分为左、右二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也；右日乡乐，其故习也。(40)
《宋史卷487·高丽传》：尝献伶官十馀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41)
《宋史卷129·乐4》：七年二月，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42)
将以上《文献通考》与《宋史》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二者的第一条文献内容大致相同，记录高丽宫廷“唐乐”与“乡乐”的二部构成，但其记录甚简。第二条文献完全相同，叙述高丽向宋朝进贡乐人。第三条文献叙述方式不同，但均是记录政和七年宋徽宗朝廷对高丽赐予大晟乐与燕乐。以上《文献通考》“高句丽考”中的第四条文献为其独有之记录，但实际上，这句话是对其“乐考”中高丽乐器的概括。
总体而言，中国对高丽的音乐传授、高丽对中国音乐的师承，是《高丽图经》和《宋史》《文献通考》共同关注的话题，三者对此都有记录。高丽乐器也是《高丽图经》《文献通考》共同记录的对象，但《高丽图经》对乐器的记录集中于作者出使高丽过程中亲眼目睹的乐器，《文献通考》中的高丽乐器文献，多从其它文献中抄录而来，因此《高丽图经》的乐器文献有更直观生动的特点。此外，《高丽图经》对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时间记录、对高丽宫廷音乐机构的记录、对高丽卤簿鼓吹乐的记录等，则不见于《宋史》《文献通考》的记载，从而显示了《高丽图经》音乐史料的独特价值。
(三)与《高丽史·乐志》的相关记录比较
朝鲜郑麟趾撰修的《高丽史》，成书于15世纪中叶，对9～14世纪的高丽诸王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史事载录颇详，其“乐志”部分集中于志卷第24～25，内容涉及高丽音乐的来源、高丽宫廷的雅乐、唐乐、俗乐。文献中多次提到高丽乐的来源，如志卷第24“乐一”卷首：“睿宗朝，宋赐新乐，又赐大晟乐”，“乐一·轩架乐独奏节度”记“太祖皇帝赐乐器”，乐一卷末记“宋新赐乐器”等。
《高丽史·乐志》对于高丽宫廷音乐记录详尽，如志卷第24“雅乐”条目，详录高丽宫廷的乐悬制度及音乐；志卷第25“唐乐”条目，详录传自唐宋时期的教坊歌舞乐及乐器；志卷第25“俗乐”条目，详录高丽宫廷旧有的歌舞乐及乐器等。无疑，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音乐东传高丽的重要史料。
将《高丽史·乐志》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音乐文献相比较，后者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关于卤簿鼓吹乐，《高丽史》乐一“用鼓吹乐节度”，只是简略叙述不同场合的用乐过程，而无关于卤簿鼓吹乐队及乐器。因此，《高丽图经》的此类文献可补充此缺失。此外，《高丽图经》中关于高丽宫廷音乐机构及其人员数量记录、高丽民俗音乐的记录等，均未能见于《高丽史·乐志》，从而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宋代笔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一部不可或缺的资料，其中的音乐史料具有其他宋代史书典籍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它反映的音乐历史在于：高丽宫廷对中国音乐的承袭不仅表现为“唐乐”品种，高丽卤簿鼓吹乐、乐悬音乐、宫廷音乐机构建制均接收与效仿中国。在卤簿鼓吹乐方面，高丽使用中国之制的乐器，并融合本国特点，其“忌乐”期间持而不奏的礼仪也来自中国。尽管宋代自建朝就与高丽国有音乐交流与往来，但从《高丽图经》反映的事实看，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元丰年间，两国之间的音乐交流更为频繁，高丽国王王徽在神宗继位不久后就向神宗请教与请赐中国宫廷音乐，并自此形成求学于中国音乐的传统、且至少延续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宋代音乐东传高丽的重要资料，其独特的音乐史料价值为其他宋代史籍所不具备。它反映了高丽卤簿鼓吹乐效仿中国，乐器使用中国之制并融合本国特点，其“忌乐”期间持而不奏的礼仪也来自中国等历史细节。从《高丽图经》反映的事实看，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两国之间的音乐交流颇为频繁，高丽国王王徽曾向宋神宗请教与请赐中国宫廷音乐，并自此形成求学于中国音乐的传统、且至少延续至北宋政和年间。
①徐兢先祖为建州欧宁(今福建建瓯)人，祖父徐师回被赠光禄大夫后移居和州历阳。
②[宋]张孝伯：《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
③顾宏义：《〈宋史·高丽传〉史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6页。
④王小盾：《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⑤赵维平：《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变迁及与中国的音乐关系》，《乐府新声》，2012年第2期。
⑥以上研究成果分别见于：祁庆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版本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李玉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的海外交通》，《中国航海》1997年第1期；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徐兢生平考》，《辽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王皓《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⑦[韩]沈淑庆：《高丽与宋时期的宫廷乐舞艺术交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韩]徐海准、涂雅蓝《宋、高丽宫廷音乐文化交流》，《戏剧之家》，2013年第1期。
⑨[韩]张师勋、朴春妮(译)：《韩国音乐史(增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⑩[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11)[元]脱脱《宋史·志一百》“仪卫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官方礼制指史书记载的、朝廷典章制度中的卤簿仪仗，与宫廷之外民间性质的卤簿仪仗队相对而言。
(1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4，第93页。
(1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4，第93-94页。
(15)[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及[元]脱脱《宋史·乐志》“政和大驾卤簿”。
(16)[唐]魏征《隋书·卷13·音乐上》：“天监七年，将有事太庙……八座丞郎参议，请与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帝从之，遂以定制。”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7)[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92页。
(18)[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3，第53页。
(19)[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3，第54页。
(20)《高丽史·卷70》“有司摄事登歌轩架”记录：“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朝鲜]郑麟趾：《高丽史》，首尔：银河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页。
(21)[元]脱脱：《宋史》卷146“仪卫4”。
(22)[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31页。
(2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154页。
(2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30页。
(25)[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155页。
(26)宋代队舞《柘枝》及《抛球乐》分别见《宋史》卷142“乐志”。
(27)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28)王小盾：《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王小盾：《隋唐音乐及其周边》，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29)[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40“乐律”，第155页。
(30)[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40“乐律”，第150页。
(31)朱君梅：《〈高丽史·乐志〉“唐乐”传入时间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第50页。
(32)[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154页。
(3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8乐21·东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1293页。
(3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8乐21·东夷》，第1293页。
(3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7·乐10》，第1215页。
(3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7·乐10》，第1226页。
(3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7·乐10》，第1208页。
(3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7·丝之属胡部》：“高丽等国有竖箜篌、卧箜篌之乐，其引则朝鲜津卒樗里子高所作也。樗里子高晨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止之，不能及，竟溺死。于是凄伤援琴作歌而哀之，以象其声，故曰《箜篌引》。”第1215页。
(3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5“高句丽”，第2559-2660页。
(40)[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848页。
(41)[元]脱脱：《宋史》，第10842页。
(42)[元]脱脱：《宋史》，第2037页。
作者介绍：曾美月，女，文学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教授，上海 200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