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元伦理学的发展论文 篇一
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及其核心概念
引言：
元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对伦理观念的分析和批判，旨在揭示伦理观念的起源和内在逻辑，以及伦理观念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本篇论文将探讨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的核心概念。
一、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元伦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伦理学的目标是“最终的目标是幸福”，并通过对德性、美德和道德行为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伦理学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理论并未深入探讨伦理观念的起源和内在逻辑，这为后来的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契机。
元伦理学的发展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和科学的重要性，提倡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伦理学家们开始思考伦理观念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并试图通过理性来解释伦理观念的起源和内在逻辑。这些努力为元伦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元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1. 伦理观念
元伦理学将伦理观念定义为人类对于好与恶、对与错的价值判断。伦理观念是人类行为和决策的基础，它们受到个体、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元伦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伦理观念的内在逻辑和形成机制。
2. 伦理观念的起源
元伦理学认为伦理观念的起源来源于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环境。人类具有道德情感和理性思维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伦理观念并做出道德判断。同时，社会环境也对伦理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会塑造不同的伦理观念体系。
3. 伦理观念的批判分析
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伦理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通过对伦理观念的逻辑关系和内在矛盾进行分析，元伦理学试图揭示伦理观念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种批判性分析对于深化人们对伦理观念的理解和提升伦理观念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为其奠定了基础。元伦理学通过对伦理观念的起源和内在逻辑的研究，揭示了伦理观念与个体、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伦理观念的批判性分析，元伦理学试图提升伦理观念的质量，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元伦理学的发展论文 篇二
元伦理学与当代伦理问题的探讨
引言：
元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通过对伦理观念的分析和批判，揭示伦理观念的起源和内在逻辑，以及伦理观念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中，伦理问题层出不穷，如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问题、生命伦理学问题等。本篇论文将探讨元伦理学在解决当代伦理问题中的作用和挑战。
一、元伦理学的作用
元伦理学通过对伦理观念的批判性分析，能够揭示伦理观念的内在逻辑和形成机制，为解决当代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伦理道德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正当使用和人类的尊严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元伦理学可以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伦理观念的起源和内在逻辑，为制定相应的伦理准则和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元伦理学面临的挑战
尽管元伦理学在解决当代伦理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伦理观念的多样性使得元伦理学的研究任务变得复杂而艰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塑造了不同的伦理观念体系，如何在多元化的伦理观念中找到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元伦理学需要应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新伦理问题。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带来新的伦理挑战，如生命伦理学问题、环境伦理学等。元伦理学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以适应当代伦理问题的变化。
结论：
元伦理学在解决当代伦理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伦理观念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伦理观念的内在逻辑和形成机制，为制定相应的伦理准则和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元伦理学面临着伦理观念多样性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挑战。只有不断更新和调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元伦理学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代伦理问题，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元伦理学的发展论文 篇三
元伦理学的发展论文
摘要：道德哲学家都试图把自己对道德语言释义模式强加于非自然主义或情感主义。而不是靠对道德语言的经验观察来分析理解他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下定义：一个字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制定一种对语言的一切用法都具有共性的语言标准。
关键词：未决问题论证； 情感主义 ；非认知主义
在漫长的伦理学发展史上，规范伦理学一直占据着主导或统治地位，它是研究人们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或行为的应然性的理性反思活动，它试图回答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道德的行为或规则，它努力发现在各种道德行为和规则背后的根本的或者最高的原则，它企图找出隐含在各种行为背后的共同的道德属性。总之，规范伦理学试图从理论上回答我们道德上究竟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但当代西方伦理学家们大都对传统的实践伦理学家们的工作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未加分析和未加澄清的概念之上的。
当代伦理学家盖伯特指出：“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缺乏对伦理学概念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的探索。这些问题是人们在考究道德论辩和探索应用正当或不正当的规范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问题因道德术语和主张而生，认识论问题源于道德确证的可能和特性。”{1} 他还认为：“元伦理学可以界定为对于抽离了具体内容的道德规则，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之本性证明，合理性，真理的条件和性质的哲学研究。它将道德或道德原则作为其研究对象。”{2} 让伦理学研究做出这种从“实质”到“形式”的转向的第一人是G。E摩尔。
1903年，G。E 摩尔（G。E。MOORE，1873—1958）《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 ，它“标志着20世纪伦理学革命的开端”{4} 。
摩尔的研究和分析指出，早先关于伦理学问题的着作中的大部分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在理解伦理学问题之前就尝试对伦理学问题作出回答。于是，对某一具体的说谎行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这一说谎行为是善的，有人则不这么认为。所以，摩尔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获得了决定伦理学判断真假的证据，就能解决伦理学中的争论，判断谁是谁非。
《伦理学原理》中的核心部分是“未决问题论证”，摩尔试图通过它来证明“善”是一种单纯的，不可定义的，非自然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摩尔的论述只涉及到“善”（好的）一词的意义，并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但他并未强调我们不可能对那些实际好的东西进行描述。摩尔自己就认为“房事的快乐是善的”{5} 。但“房事的快乐”“快乐”并不就等于“善”的定义。
摩尔的论证有诸多问题 ，{6}但对他的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有人提出了对“善”的定义。如情感主义，规定主义，准实在论等等。
第一个提出完整理论反对摩尔对“善”的不可定义的说法的大概就是文学评论家的C。K奥格登和I。A理查兹。奥格登和理查兹写道：“‘善’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伦理学的主题，我们认为，‘善’的这一独特的伦理用法是一种纯情感的用法。{7} ”他们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meaning）这本着作中，基于他们对于语言的研究，认为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可以表达词的原义，又表达情感。他们认为，科学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普通表达是象征地使用语言，以便传达周围事物的信息。在这种语言的使用里，有一参照符号即我们所涉及到实物。例如我说“长江大桥长X米”，那么我便是在进行某种表达，即在用符号来记录或传达一个参照符号，并且我使用的说明符号在理论方面应该是可以检验的。然而，在情感语言里，我们并不是在力图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仅仅是表达或试图激起我们的情感和态度。这两位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可能经常从情感上运用，而不是象征地运用，所以哲学家已经被引入歧途，他们尝试去发现如“美”“善”这些词所涉及的某些事物，而不是去发现明显地符合这种准则的事物。所以，他们不再讨论作为唯一的，模糊的，不可分析的，非自然的“善”一词的含义。奥格登与理查兹认为，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通常是混在一块儿的，因而区分两者便显得困难。但他们坚持区分两者是一种趋势，会便于更加清晰地使用和理解我们的语言。
在从奥格登和理查兹到A。J艾耶尔期间的哲学家一直都在致力将这两种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细致化。如布雷斯维特（braithwhite），W。H。F巴恩斯。后者认为，一个社会中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产生于对同一问题持两种不同观点的矛盾。这种争论不可能通过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对方的态度来解决。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最具创造力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标志，关注的主要是逻辑语言分析，后期以《哲学研究》为标志，提倡日常语言分析。{8} 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是一切实际“事态”的存在。逻辑是描述原子实在的表现形式，事实的“逻辑图画”就是思想。而思想不过是有意义的语言或命题，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是一种实在的逻辑描画与实在的事实表现的关系。并且他认为，全部哲学就是一种“语言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为了达到清晰和准确的目标，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的功能和界限问题。他认为人类可说的东西即有意义的命题或表达是有界限的。{9}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艾耶尔，史蒂文森，它们继续发展了伦理学情感主义理论。按逻辑实证主义，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者一切有可能证明或者证实的命题，要么是经验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命题。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伦理学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证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即所有的综合命题都是经验命题，并且一个命题的意义，是其自身证明的方式。即陈述一个经验命题意味着陈述用来确定命题正确与否的观察。那么这个观点所面临的难题是：伦理学命题似乎是综合命题，但伦理学话语经验上有无法证实。伦理学判断中“道德的”“善”或“错误的”之类的谓词所断定的属性并不存在与对象之中，其意义也不包括在主词的意义当中。那么如何解释看似综合命题的规范性的伦理学命题经经验上无法证实呢？艾耶尔对伦理学话语考察后的结论是：伦理学命题根本就不是有事实意义的命题，伦理学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表达或者激起情感。摩尔认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单纯的，不可还原的，非自然的属性，艾耶尔也认为伦理学判断里根本没有有意义的概念。
有许多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并不关心对情感注意的修正，他们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如果情感注意理论被广泛接受，那它将有损于社会，它会损害我们对文化的传统道德原则的信心。“人们或许会认识到一种断定所有的道德判断仅是没有意义的情感的表达的理论会加剧人们传统文化价值观点崩溃，但在此，正确评价任何哲学理论对（非哲学家）普通大众的实践影响是困难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进步都被许多危及人生存的社会传统价值所拒斥。”{10} 无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我想艾耶尔的意图是正确的，即更清楚地表明什么伦理争论的本质。
只是，艾耶尔的情感主义除了对之一些不“专业”的反驳之外，还面临这样一些问题：（1）怎么样避免道德上的对错完全依赖于大脑状态的问题！如果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完全依赖于我们大脑的主观状态。因此，如果我们的情感变了，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也因此改变了。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吃香菜，但我现在喜欢吃了。这是对香菜的情感的变化，以前不爱吃香菜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我以前觉得说谎（杀人）是正确的，但现在认为说谎（杀人）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以前的道德判断是错误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情感的变化。（2）怎样解决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持同一种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可以产生真实的道德分歧，但这种分歧只不过是事关事实问题的分歧，人们可以用论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在采用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当涉及到纯价值问题时，只能求助于谩骂！“费雷格—吉奇”问题，界定道德情感的问题，等等。
继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史蒂文森于1945年发表的《伦理学与语言》，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精确的情感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11} 。史蒂文森十分乐意承认他的观点继承了艾耶尔的情感理论。他的工作也更多的是为艾耶尔的观点进行辩护而不是中伤和诋毁。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三个不同于艾耶尔的观点：
（1）像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纯情感主义者，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个经验命题的含义是其证实的方式，从而简单地把伦理学排除在科学之外。他们对于道德语言的用法做了过于草率的分析，仿佛“他们是在贬低和怀疑伦理学的价值”{12} 。艾耶尔还认为形而上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无意义的，是语言使用混乱的结果，所以他反对把规范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有的哲学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有事是为了描述，即记述，说明个人的观点或传达某种信念——这种用法体现了科学的特性。但有时，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一种动态的目的即为了宣泄情感，创作诗歌，激励人们的热情。如果我们仅仅把“语义”限定为“语言对象”，那么语言的动态性用法是毫无意义的。在史蒂文森进一步区分语言的目的过程中，认为语言的“描述意义”与“信任，想象猜想以及假设”等心理活动密切相关。而把“情感意义”定义为“一种由于这个词在情感领域的历程中，需要激发思想的内涵，或者需要坦率表达观点的内涵。这与描述，表明态度的表达明显不同。”{13} 史蒂文森认为，信念是思考，猜想和假设的结果。而态度是我们接受信念的情感反应。信念与态度的划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道德分析的中心问题——我们总是说‘这个’问题——是详尽地说明信念与态度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14}
（2）史蒂文森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证，会引起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但这不会使道德问题成为伪问题。语言的两种主要用途——描述性和动态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是关于信念的争论，这种争论关心“如何真实地描述和解释问题”，另一种争论是关于态度的争论。这种争论则关心“如何赞成或反对，以及如何通过努力逐渐形成态度”。根据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争论表现为态度的争论。史蒂文森认为态度的争论则可能是有信念的分歧所引起的，所以必须解决信念的分歧来消除态度的争论。由于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这种联系，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纯价值问题”的争论。
（3）艾耶尔认为规范的道德判断“既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道德判断的描述意义。史蒂文森声称“更加准确和清楚的说法是，一个道德判断可能是真的或假的。”{15} 史蒂文森发现，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的人们进行道德争论，只需诉诸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成分，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可是“一个祈使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描述性语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逻辑关系，前者是一种心理关系”。 {16}正因为一个道德判断与其证明理由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所以“任何讲话者对能够改变态度的任何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可用来作为支持或反对一个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17} 所以，对同一事实陈述具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即态度——没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之间，道德争论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人们关于X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否对X持相同的态度呢？”如果答案是可定的，我们就很有希望取得道德问题争端的统一吗？但即使对任一事实陈述都具有相同的心理反应，相同态度，是否还是有一些态度上的分歧并不是有信念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对于相同的道德问题是否仍可能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些都是史蒂文森没有回答的问题。
“史蒂文森最大的贡献，也许莫过于他说明了规范伦理学判断包含着描述性和情感性两方面”，{18} “善”除含有一种表示说话者赞同和容易博得听者赞同态度的情感意义之外。“这是善的”，这句话还含有这个东西具有性质（或关系）X，Y，Z。。。。。。意思。并且史蒂文森发现了“善”一种他称之为的“引导性定义”，即我们在情感词的意义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我们可以引用黑尔对这个同样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单身汉”这一词语在两个世纪里面发生的变化，作一种过于程式化的解释，来说明这个过程。如果说某人是合适的，那么，在18世纪，获得了一种描述性意义。人们就会认为他拥有浩大的土地庄园，或许还有爵号头衔。然而到了19世纪，人们却会有这样的标准：他出身并不高贵，但他却很合适，因为他一年有3000英镑的公债收入，而且在他父亲死后，他还能得到更多的钱。{19}
对经史蒂文森修缮过的情感主义理论的批评依然是很多的：
首先，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但有人就指出史蒂文森的划分与实际不符：他们认为“史蒂文森没有认识到信仰的统一或者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正像依靠道德的统一一样，也要依靠态度的统一，至少信念的统一是首先没有争论的双方一直接受逻辑一致性的原则。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叫做‘认识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从逻辑原则得出的，正如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一样，任何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理由与‘认识态度’本身的关系，是心理关系而不是逻辑的关系。”换言之，按逻辑做出的决定，其本身不是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决定。
其次，如果没有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史蒂文森的其他观点就丧失了最根本的基础。这其中首先是“引导性定义”的概念，史蒂文森认为，在道德词的情感主义不发生实质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然而哈佛大学的亨利。D。艾肯教授，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都认为所有情感意义都依赖于描述意义。{20}
R。M黑尔在《道德语言》中一书中，主张“规定性”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征。而反对将“赞成态度”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性。并且黑尔将“告诉某人某事”与“使某人做某事”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过程，前一种是命令，是道德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而后一种情况则是具有宣传性，含有“说服”的意思。简而言之，黑尔认为道德判断更像是一种命令，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
参考文献：
[1]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 伦理学河北人
[2]史蒂文森，伦理学和语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
[3]孙伟平，伦理学之后。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5）
[4]陈真，当代西方规范 伦理 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