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篇一
现代文学是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的产物,是以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为主题的文学体裁。它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现代文学观念则是对现代文学的理论概念和审美态度的总称,它涉及到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和期待。
现代文学在形式上呈现出了多元性和自由性。它摒弃了传统文学的束缚和规范,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文体和题材,而是追求个性化和创新性。现代文学作品可以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也可以是跨媒体的作品,如电影、音乐和绘画等。这种多元性的表现方式使现代文学具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更丰富的表现手法,能够更好地满足现代人对艺术的需求和追求。
而现代文学观念则强调了对现实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和思考。现代文学不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消遣,而是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和存在意义。它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揭示人类社会的弊端和困境,并提出对现实的反思和改变。现代文学观念要求作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能够通过艺术的手法和表现形式,传递出对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文学观念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而现代文学作品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具体实践和体现。现代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方向和目标,使得现代文学能够更好地传递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总之,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现代文学以其多样性和自由性的表现形式,以及对现实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和思考,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同时,现代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审美准则,使得现代文学能够更好地反映和引导社会变革和人类发展。
“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篇三
“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翻开海内外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思潮、流派的判断,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歧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透过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层的理路,却不难发现它们潜在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当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叙述历史的“元语言”。剖析这一前提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构造颇为精致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discursiveapparatus)。酒井直树指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后现代’作为这个序列的最后一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organizingapparatus)之一。因此,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所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 ?卦嫡?沃刃颍?辞跋执??执?闹刃颍?涞迷嚼丛匠晌侍饬恕保????康鳎骸叭绻?徊握涨跋执?拖执?庖慌涠裕?臀薹ɡ斫狻?执?浴?飧鍪跤铩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确立”这样
一个“微观历史”的侧面进入并分解这个“装置”,正是我在今后研究中希望承担的任务。不过,首先可以明确指出的是,所谓“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极端重视“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上。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单对应了梁启超关于晚清至民国社会“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渐次变化的论述,〖2〗作为新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本身即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项显著表征;也不仅提示出林毓生描绘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approach)的五四思想的内在特征,〖3〗借用鲁迅的说法,“听将令”的文学必定会打上思想、观念先行的烙印〖4〗,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展露了现代中国文学“创制”过程中某些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历史瞬间”,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没有这样的瞬间,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5〗实际上,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依据的“现代文学观念”同时构成了它的合法性基础,两者互相生产、互相支援,形成了一条锁闭而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为“新文学”,但仍需追问的是,它何以为“新”,即建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基础何在。如此提问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在和所谓“旧文学”相对立的意义来界定“新文学”,而且要求“新文学”于当下显示出面向未来的特征。1920年1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引人注目的两次使用了“现代”的概念,他认为“人性的文学”和“人类的文学”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新文学”需要努力的方向。〖6〗这意味着“新文学”并不必然地拥有成为“现代文学”的优先权,倘若它要证明自己天然地拥有优先权,就必须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现代文学”的品格紧密相关,甚至合二为一。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态度,福科在分析启蒙和现代性的关系时指出:“启蒙的分析──把历史规定为人类向成人状态的过渡──把当代现实与整个的运动和它的基本方向联系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它表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个人是怎样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整个过程负责”。〖7〗在他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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