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浅谈细节的政治论文 篇一
细节对于政治论文的重要性
在撰写政治论文时，细节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治问题往往与具体的细节相关联，细节可以提供支持和证据，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本文将讨论细节在政治论文中的重要性，并探讨如何在撰写过程中恰当地运用细节。
首先，细节可以提供证据和支持。政治论文的目的是通过论证和证据来支持作者的观点。细节可以提供这些证据，使得论点更有说服力。例如，在讨论某个政策的有效性时，作者可以引用相关数据和统计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些细节可以向读者提供更具体和实际的证据，使得论文更有说服力。
其次，细节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政治问题往往很复杂，而细节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问题的背景和复杂性。例如，在讨论某个政治事件时，作者可以提供事件的时间线、相关人物和背景信息等细节，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事件的发展和影响。这些细节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政治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观点。
最后，细节可以增加论文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政治论文需要具备可信度和权威性，以使读者相信作者的观点。细节可以为论文增加可信度。例如，作者可以引用专家的观点和研究结果，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些细节可以使读者相信作者对政治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了解，增加论文的权威性。
在撰写政治论文时，如何恰当地运用细节至关重要。首先，作者应该选择合适的细节。细节应该与论文的主题和观点相关，有助于支持和证明作者的观点。其次，作者应该提供足够的细节。细节应该具体而详尽，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论文的观点。最后，作者应该引用可信的细节来源。细节的来源应该是可靠和权威的，以增加论文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综上所述，细节在政治论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细节可以提供证据和支持，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并增加论文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撰写政治论文时，作者应该恰当地运用细节，选择合适的细节、提供足够的细节，并引用可信的细节来源，以使论文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
浅谈细节的政治论文 篇二
细节的运用与政治论文的深度
政治论文是一种具有深度和复杂性的学术写作形式，细节的运用对于增加论文的深度至关重要。细节可以使政治论文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并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政治问题。本文将探讨细节在政治论文中的运用方式，并讨论如何通过细节的恰当运用来增加论文的深度。
首先，细节可以使政治论文更具体。政治问题往往与具体的事件、人物和数据相关联，细节可以帮助作者更具体地描述这些相关内容。例如，在讨论某个政策的影响时，作者可以提供相关的案例研究和实际数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些细节可以使论文更具体，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政治问题的具体细节和实际影响。
其次，细节可以增加政治论文的说服力。政治问题往往需要通过论证和证据来支持作者的观点，而细节可以提供这些论证和证据。例如，在讨论某个政治事件的原因时，作者可以引用相关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信息，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些细节可以使论文更有说服力，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认同作者的观点。
最后，细节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思考和理解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细节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例如，在讨论某个政治议题时，作者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论证，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思考和理解这个议题。这些细节可以激发读者的思考，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和思考政治问题。
在撰写政治论文时，如何运用细节来增加论文的深度是一个关键问题。首先，作者应该选择具有深度和相关性的细节。细节应该与论文的主题和观点相关，并有助于增加论文的深度。其次，作者应该提供足够的细节。细节应该具体而详尽，以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政治问题。最后，作者应该运用细节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细节应该用于支持和论证不同的观点，从而帮助读者更全面地思考和理解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细节在政治论文中的运用对于增加论文的深度至关重要。细节可以使政治论文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并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政治问题。在撰写政治论文时，作者应该选择具有深度和相关性的细节，提供足够的细节，并运用细节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以增加论文的深度。
浅谈细节的政治论文 篇三
浅谈细节的政治论文
一
20世纪40年代，上海几乎被日本完全占领。通常人们认为那时的文化发展陷入停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彼时上海的通俗文化却发展兴旺。战争并未让生活停止，反而正深刻地改变着生活。在国族面临危机的时刻，与绝望相随而生的是个人享乐精神的甚嚣尘上以及短暂的政治真空所带来的自我表达的可能。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此时期的主流抑或男性作家，而女性作家则往往被置于边缘的位置。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以张爱玲、蘇青、关露、潘柳黛、施济美为代表的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的女作家群体才真正获得“发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的黄心村教授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与通俗文化》（以下简称《乱世书写》）一书中梳理了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与生活情况，并将日据时期的上海女性写作当作一个文化标本，重新构造了战争与和平、社会与个人、进步与倒退、反抗与臣服、逃离与妥协的繁复景观：
这一代新型都市作者对上海的描述尽显她们背后剧烈动荡的环境，她们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将写作和出版定义为一种生存的手段，一条通向更人性化的生活的途径，以及个人自由表达的重要渠道[1]5。
另一位华裔女学者颜海平也认为，只有尽可能地回归到历史的特殊语境——个人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中去，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
我们只有将这些作品置于当时相关的语境中——死亡，特别是女性的死亡成为生活常态的时代——我们才得以接近她们的作品，使得人类在历史的碎片中、在鲜血与泪水中挣扎求生存的情形具象化[2]2。
在上述论者看来，女性作家对于战争时期的社会变迁和个人苦痛，如封锁、饥饿、空袭、死亡等极端的生存状况格外敏感，其细腻、委婉的写作为战争叙事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这些女作家的创作表明，战争的存在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来加以指认，正是她们富于隐喻性的笔法使得战争的叙事更为幽微、曲折，在某种意义上也更为深刻地切入到了现实的肌理当中。她们“在文本上颠覆了这种对女性和她所置身城市的描绘，进而构筑出一种最个人化的战争叙述”[1]21。
可以说，男女作家的带有差异性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同一“现实”的不同“场景”，或是同一“场景”的不同“现实”，甚至表现出了同一“事件”的不同“意义”。一如男性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与中国历史、社会、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沦陷区女性作家的群体性写作也以繁复的笔法，在历史的幕墙上镌刻了家庭和国族命运变迁的独特符码。当主流（男性）话语在侵略者的高压政治下渐次“失声”的时刻，作为裹挟于同样历史潮流当中的社会主体，女作家们不得不以掩隐的，且不同于主流（男性）话语的方式记录下战时生活的点滴。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写道：“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3]22。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乱对个人的社会、生活空间产生了挤压，也迫使那些对社会和人生充满无力感和无助感的人们努力去营建一种自我尚可调控的微环境。
此外，张爱玲还倾力于表现另外一种“场景”的不同“现实”。个体的经验各不相同，《倾城之恋》中那位从陈腐的旧式家庭中走出来的白流蘇，在经历了香港之战的洗礼之后，并未按当时流行的主流写法那样，走上革命之路，而是满足于重新寻找到了生活的归宿。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蘇越过了特定的经验和想象的界限，香港的沦陷反而成就了她长期渴慕的安稳生活。张爱玲似乎在此看到了人与社会、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隶属的关系，还很有可能是相离相悖的。
但是，表现时代不仅仅是“写什么”的问题，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夏志清曾盛赞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
的作家”[4]335 。在文棣眼中，张爱玲的写作“极为生动而且难以忘怀”[5]195，因而被钟玲认为是“许多女作家的灵感来源”[6]150。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对于细节的描写向来为人所称道，其精到而传神的笔法甚至成为了她的重要标识。譬如短篇小说《封锁》中对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
吴翠远……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7]199。
张爱玲在这里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吴翠远的外貌特点，读者甚至可以因此想象出她在生活中的平淡无奇、四平八稳。然而，战争的封锁却使她在一辆封闭拥挤的电车上与另一位男人相遇并感觉一见如故，而当封锁解除，也就是封闭空间开放之后，这一切也就轻易地结束了。战争以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切入生活，它以封锁、空袭的方式出现，威胁和迫近的却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张爱玲的文字构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沦陷区生活，从而丰富了战争书写的形式与内涵。
二
对于张爱玲的作品，有些学者认为其文字老到、灵动，但有的学者却对其内容上的琐碎小气而颇有责辞，大陆学者孟悦曾说：
张爱玲“琐”处落笔，其“心”其“旨”，未必就一定也小。我说她与“五四”—左翼话语有“对话”，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8]343。
因此她认为，“小”只是对张爱玲写作的浅表概括，并没有深入其内涵和用心。在此问题上，海内外的一些学者曾展开过争论。香港学者周蕾在其《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政治阅读》一书中论述了张爱玲对于“不相干”的生活细节的态度。“细节描写”被她界定成一种感官、琐细甚至浮面的文本呈现方式，它与战争、革命等较为宏大的写法是相矛盾的。她认为张爱玲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探究了现代性与历史的关系，细节所展现的内容往往与战时的困陷、毁灭和荒寂是相关的，而“将细节加以
黄心村似乎并不认同周蕾的观点，在她看来，上述提法固然新颖，但存在局限，因为此看法默认女性与琐碎细节之间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这显然是偏颇的。因此，她认为周蕾对张爱玲的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性，但这种批评的力度只有在将张爱玲放在一个边缘的社会位置上才能体现出来。为此黄心村连续发问：“如果张爱玲并不是她那个时代的边缘性人物呢？为什么女性叙述就必须是边缘化的呢？为什么对细节的关注就必须是一种女性的特质呢？”因而，她认为需要将张爱玲和其他女作家们置于时代特定的社会话语和审美传统之中加以审视，上海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女性作家对于日常生活的巨细靡遗的描写绝不只是一种反话语，它的功用也不只是驳斥或重新审视先前各种关于现代性和个体性的论述。因此，张爱玲对于生活的细节描述可以解读为是对整个时代风貌的历史性论述，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现实秩序才得以生动再现。女作家们对“不相干的细节”的着迷，其实就是她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一种直接回应，进一步而言，她们对日常事物的着迷，体现了“一种不受限制地讲述她们自己生活经验的欲望，以及一种掌控作者本人的声音和叙述自我之间的朦胧界限的能力”[1]46-48。
彭小妍则认为黄心村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没有观察到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参见peng hsiao瞴en和nicole huang著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在她看来,黄心村混淆了当时的《女声》杂志针对“家庭性”而发起的讨论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写作团体对“日常事物”的着迷之间的差别。此外，彭小妍认为周蕾关于张爱玲与“不相干细节”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论证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否定的辩证法”，女性作家关于细节的描写其实是某些现代主义者对所谓的“进步”和社会发展观念的一种反抗。
事实上，张爱玲对自己的写作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在《自己的文章》中，她不仅谈到了自己写作的内容、方式和目的，更重要的是论述了她对人生、时代、革命、
战争等主题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理解。她说，“时代那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而如果随便就往“大”里写，就有可能流于浮夸，或暴露自己在底气上的不足。可以看出，张爱玲其实是在用心往“小”里写，她承认自己所书写的常常是一些在街头巷尾都能碰到的“凡人”，但也许正是这些庸常的人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张爱玲极为精到地点出了战争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动荡不安、朝不保夕，因此渴求获得自身的存在感和安全感。这或许也阐明了她的作品为何会在沦陷区迅速获得读者青睐的原因，人们对安稳的生活极度渴求，而她也刻画了生活的最真实、最基本的“安稳的一面”。诚然，张爱玲的写作主题有些“小”，常常囿于家庭、感情之类的问题，但对于人生、时代、革命、战争等“大”主题，她不是因笔力不济才放弃，而是另寻一种途径，精雕细琢地下笔。她说，“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而她“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3]115-116，其写法显然不同于在“五四”之后形成主流的左翼叙事模式。
三
张爱玲将人们熟稔的日常生活加以“陌生化”，将那些终将湮没于历史中的“庸常之辈”、小市民的琐屑生活诉诸笔端，其目的是要以此来争取另一个文化表述的空间。至此，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周蕾和黄心村为何会在张爱玲的“不相干的细节”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后者在其《乱世书写》中首先肯定了张爱玲的“细节描写”的意义，并认为这正是张爱玲成功的原因之一，然后她认定周蕾对此是持负面评价的，因为周蕾使用了“不相干”这个词语[1]45-47。然而，此“细节”非彼“细节”。在周蕾的论述中，“不相干”其实对应的是她在之前所引用的一段出自张爱玲写在《更衣记》中的话：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
……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3]20。
张爱玲在文中认为对服饰鞋袄的过分讲究，其实是中国的有闲阶级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投入了过多的'关注，而细节的繁复和过度讲究则代表了某种社会的“呆滞”，正是因为中国人在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才导致“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3]22。可见，周蕾只是借用了张爱玲的“不相干”的说法，而并非是对张爱玲的“细节描写”做出价值判断。事实上，“细节”在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第三章中之所以成为讨论的核心，正是因为她认为如果将“细节”与叙事的关系放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之下”加以考察的话，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叙事在新国族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之中担任工具性的角色，倘若如此，对于茅盾提倡的新语言与新文学来说，细节大大地阻碍了国族建构的严肃计划，因此，在正常的叙事建构之中应该被予以删除[9]135。
周蕾曾对新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做过重新评价，但她在这里并不试图颠覆“正统的历史观”，更多地是为了修正我们关于“五四文学”的看法。在她看来，张爱玲的细节化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五四”—左翼文学的一种对话，张爱玲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文学史上朴素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命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3]112-113。
张爱玲的这种解释虽然不够系统，却也不是自说自话，反而自有其脉络。从其特有的写作态度和人生观出发，她的写作显然与“五四”—左翼文学构成了对比：“飞扬”与“安稳”、“予人兴奋”与“予人启示”。“在时代的高潮来临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所以她才乐于去写“小”的文学，去书写那些被国家、民族的主流话语抛弃和隔离的日常细节，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才会招致批评，因为它们有可能会转移读者对于“严肃”的国族务的关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些作品为沦陷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她笔下的人物不是英雄，却同样是时代命运的“负荷者”。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张爱玲的作品是一定站在“五四”—左翼文学的对立面，但是，至少她对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是心存抗拒的：
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3]220。
这段文字有意无意中透露了作者意味深长的政治感悟，在左翼的汹涌潮流当中，她敏锐地意识到个人生活正在逐渐的社会化，消融在社会的总体之中，到最后甚至难辨自我与他者，在宣扬集体意识的时代，社会文明对个人的同化和压抑使得自我的“个别性”和“特殊性”随时有着被吞噬的危险。于是，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小心地保持着“个性”，在“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的年代中，“细节化地”仔细描摹时代与人生——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对人生“和谐”的一面进行着永恒的追求。或许，正是因为她的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书写方式，才成就了其文学艺术的独特美感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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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孟 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9］ 周 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政治阅读[m].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