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民族器乐分类论文范文 篇一
民族器乐是中国独有的音乐形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传统音乐中，民族器乐是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声音、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对民族器乐进行分类，并探讨其特点和演奏风格。
首先，民族器乐可以根据使用的乐器进行分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一些常见的民族器乐包括琴、筝、笛子、胡琴等。这些乐器在音色和演奏技巧上各具特点，通过不同的乐器演奏，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例如，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柔美、悠远的声音可以表达出深沉的思考和内省的情感；而笛子则以其明亮、激昂的音色而被广泛用于表达喜悦和振奋的情绪。
其次，民族器乐可以根据演奏的风格和曲目进行分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有许多经典的民族器乐曲目，如《二泉映月》、《高山流水》等。这些曲目以其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以及丰富的表现形式而被广泛传播和演奏。不同的曲目有着不同的演奏要求，演奏者需要通过技巧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来展现出曲目的魅力和内涵。
最后，民族器乐还可以根据其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分类。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器乐形式。例如，云南的民族器乐以其独特的节奏和多变的音色而闻名，表达出热情奔放的南方风情；而内蒙古的民族器乐则以其雄浑、豪放的音色和节奏，展示了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综上所述，民族器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声音、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民族器乐的分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特点和演奏风格，进一步欣赏和传承这一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民族器乐分类论文范文 篇二
民族器乐是中国独有的音乐形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传统音乐中，民族器乐是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声音、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对民族器乐进行分类，并探讨其特点和演奏风格。
首先，民族器乐可以根据乐器的分类进行划分。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一些常见的民族器乐包括琴、筝、笛子、胡琴等。这些乐器在音色和演奏技巧上各具特点，通过不同的乐器演奏，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例如，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柔美、悠远的声音可以表达出深沉的思考和内省的情感；而笛子则以其明亮、激昂的音色而被广泛用于表达喜悦和振奋的情绪。
其次，民族器乐可以根据演奏的风格和曲目进行分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有许多经典的民族器乐曲目，如《二泉映月》、《高山流水》等。这些曲目以其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以及丰富的表现形式而被广泛传播和演奏。不同的曲目有着不同的演奏要求，演奏者需要通过技巧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来展现出曲目的魅力和内涵。
最后，民族器乐还可以根据其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分类。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器乐形式。例如，云南的民族器乐以其独特的节奏和多变的音色而闻名，表达出热情奔放的南方风情；而内蒙古的民族器乐则以其雄浑、豪放的音色和节奏，展示了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综上所述，民族器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声音、演奏技巧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民族器乐的分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特点和演奏风格，进一步欣赏和传承这一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民族器乐分类论文范文 篇三
摘 要：文章论述了从1953年成立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到如今，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的研究历程。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零星搜集与整理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初步调查与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全面收录与研究阶段、本世纪以来重点研究与回顾，论述了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特色。
关键词：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历程；成果；特色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
执笔者简介：胡 军（1966～），男，史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主任（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8-22
以1953年成立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作为建校起点，武汉音乐学院历经了六十年的办学历程。六十年来，学院的几代学人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学术力量与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了武汉音乐学院丰富多样、积淀深厚的音乐教育历史传承与学科特色，其中的道教音乐研究，伴随学院的发展迄今也近六十春秋，且在不同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谓六十年来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中一个缩影和亮点。以下，对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历程、成果、特色和影响作一回顾。
一、道教音乐的研究历程
1953年，由中南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和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音乐部分共同组建成立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前身），武汉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从建校初始就体现出多源汇流、兼融并蓄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民族音乐学科的建设通过各种融合也得到发展，并于1956年成立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民族音乐研究室”。
（一）零星搜集与整理（20世纪50年代）
图1 《苏州道教艺术集》（1957年油印本）
1956年，武当山道士及周边火居道士曾组成古乐队参加湖北省的文艺汇演活动，活动期间曾应邀到中南音乐专科学校进行座谈和录音，这为以后武汉音乐学院组织教师参与武当山道教音乐的研究，开了先河。
（二）初步调查与研究（20世纪60年代）
1962年8月，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前身）的部分教师，参加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组成的武当山道乐调查组。调查组通过对武当山及周边房县、谷城地区道教音乐的调查，撰写了《武当山道教音乐考查报告》（油印本）。由于这一时期的道教音乐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再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还有许多研究工作未能全面展开，正如该调查组在报告中指出：“道教音乐主要在于它比较完整、系统，对研究工作才有价值，因此挖掘搜集工作必须全面、系统。这样，动员的人数比较多……，这不是音协一个单位的人力和经济力量可以解决的”。尽管如此，对于武当山道乐所进行的初步调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武当山道教音乐的珍贵资料，也为学院后来系统的道教音乐研究工作积累了经验。
图2 《武当山道教音乐调查报告》（1962年油印本）
（三）全面收录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民族器乐分类论文范文 篇四
自古以来，音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音乐在美国之发展道路也随着移美华人的生活状况和国家政策不断变化而发展。
一、美籍华人对中国音乐的传播
19世纪中叶，以广东佛山为主的大量华人劳工因淘金热（gold rush）涌入美国，他们聚居至一起，形成中国城（chinatown）；“广东音乐社”“粤剧社”从此登上美国舞台，节日锣鼓开始成为中国城内之靓丽风景线。但当时正值中国国势衰弱之际（_战争前后），西人对中国有严重偏见，华人音乐活动多为自娱，故而导致中国音乐在美国的报导如凤毛麟角。半个世纪后，美国新移民法《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实施生效，来自中国各地的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涌进美国，“粤剧”“广东音乐”也失去了其在中国城的霸主地位，“京剧团”“中国乐团”“古琴社”等各种中国音乐社团在中国城内遍地开花。赵如兰、荣鸿曾、韩国等华裔音乐学者也开始在美国各校开设中国音乐课程，组建中国乐团，如赵如兰在哈佛大学开设戏曲课，韩国在北伊利诺伊大学组建中国乐团等等。这些形式各异的中国音乐活动对华人及美国白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若论中国音乐在美国的发展过程，那时十分艰辛的。首先，在美的中国乐团多为业余性质，团员都有其非音乐的谋生工作，极具不稳定性，排练无法满员是常事、演出需要拉角更是自然现象；其次，乐团之指挥需精通各种乐器，此种人才在当时的美国可谓寥若晨星；再次，在美国组织乐团所遇财力物力之困难亦是比比皆然，经费须自筹不说，乐器行头更得从国内进口。韩国先生在文中所介绍的9个中国民间乐团，其中8个为经费自筹，只有“纽约中国民族乐团”由纽约州政府、市政府及曼哈滩储蓄银行共同辅助一部分，但其主要来源还是自筹。此外，在美开设中国音乐课程也是困难重重，研究学者不多，学生所功专业不同，从而导致学生在一所大学注册，可能得去另一大学上课，再加上中国乐器种类繁多，让其如西洋传统音乐般从纯粹研究迈入实际参与实难进行。幸运的是，即使在如此困难的背景中，又是在西方音乐文化主宰的环境下，这批教师、研究者、团员依然坚守着、传播着自己的音乐文化，塑造着一个又一个演出奇迹。然而，我们对中国音乐传统文化之继承、保存是怎样的呢？有多少人在传统节庆中表演中国音乐？有多少人了解中国戏曲、说唱等传统音乐？有多少学生喜欢《中国传统音乐》《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这类课程？笔者并未对此展开详细调查，在此提出，只因我们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之态度直接决定外国人对我们音乐的态度，我们自己对中国音乐之研究、传播直接影响着外国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概率。
二、非华裔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态度
相信每一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都听过“音乐是世界的语言”这句话，可这句话指的音乐范畴、世界范畴是什么呢？韩国B先生在文中提及自己的观点“世界各地人民的音乐都是美的”，笔者亦赞成“凡是人类有组织的声音都是音乐”这一观点①。但韩国B先生在文中还呈示了许多美国学者对这句话的另一种理解，即西方之音乐，大家之世界。其实，民族音乐学界对音乐的概念问题一直是各持己见，分多种流派，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笔者在此谈论这句话，一方面希望大家在引用这句话时要注意将它的含义界定清楚；另一方面，笔者欲讨论这句话所引申出的另一问题――非华裔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态度问题。
不由分说，持“西方之音乐，大家之世界”这一观点的美国人认为中国音乐不是音乐。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学者虽不如其如此绝对，但也对中国音乐持抵制态度。如有人认为“中国音乐是未开化之音乐”；有人认为“中国音乐是地域之乐”；有人认为“中国唐朝以前的音乐才是音乐，那些受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影响而创造的音乐不是音乐”②等等，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当然，一部分学者对中国音乐的态度是肯定的，如俄裔美国钢琴家、作曲家Alexander Tcherepnin对中国音乐尤感兴趣，其妻子Lee Hsien Ming，儿子Ivan Tcherepnin，以及其The Tcherepnin society均为中国音乐之发展传播作出巨大贡献。此外Fritz Kuttner、Walter Kaufmann、Fred Lieberman、Lindy Li Mark等大量美国学者也在中国音乐之领域默默耕耘奉献着。
三、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
在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音乐之研究出发点是理智而非感情的，主要以文献为基础进行纯学术研究，研究课题以古琴、律学、乐论p历史、京剧、昆曲、祭祀典礼等中国正统文化传统课题为主，且多为文史哲研究，少“乐”之研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吕振原对古琴的研究，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Fred Lieberman对古琴、音乐理论的研究，德裔美国音乐学家Fritz Kuttner对中国古代律学、中国音乐考古的研究，印第安那大学Walter Kaufmann对音乐历史p乐谱的研究，匹兹堡大学Bell yung对古琴、广东戏的研究等。其次，一些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也涉足此方面的音乐研究，如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赵如兰对京剧p宋代音乐史料的研究，匹兹堡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杨富森对京剧的研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Lindy Li Mark对昆曲的研究；阿里桑那大学人文系副教授刘邦瑞对昆曲的研究等等。此外，一些汉学家虽不以音乐研究为主，但因其研究内容与音乐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故其也展开对音乐的研究，如达慕斯大学宗教学教授Robert 在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嵇康的生平、思想与诗歌》一文中对嵇康及其“声无哀乐论”的研究，以及其著作《三世纪中国之哲学与辩论：嵇康的论文》是仅有的一本嵇康13篇论文英文译注本等等。此类研究多为纸上论乐，具有精密专研之特点，而少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之实践；此外，其语言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之成分远多于“乐”之成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之一当然与美国各大学、各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中国文献资料有关。在当时厄美国学术界，汉学研究活跃，中文书籍馆藏丰富，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馆藏中文书籍均达二十万册以上，馆藏的中国音乐书籍、戏曲书籍与其馆藏中文书籍成正比，且以文史哲等理论研究居多。其次，与当时的研究学者文化背景有关。据调查统计，韩国先生在文中列出的在美国大学任教又从事中国音乐或戏曲研究的18位学者中，11位学者在音乐系任教（这11人中，有些拥有文学、历史、语言等非音乐学士或硕士背景），其余则任教于语言系、人文系、戏剧系等；此外，吕振原、唐健垣、Fred Lieberman等还是古琴名家。因此，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以古琴、京剧、历史、理论占多数也不足为奇。此外，若从现在的时空看，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尚未实行改革开放，与国外的文化交流甚少，美国学者若想进行田野调查实属不易，因此文献成为其主要研究方式。二是当时美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音乐、戏剧等)极度不重视。当时美国正处冷战时期，研究课题多为政治、经济等战争性课题，少文化研究，深知在研究中国音乐时，也将音乐置于政治中研究，如西北大学Arnold Perris的《音乐的宣传功能:_教条艺术》( Music as Propaganda: Art at the Command of Doctr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加利福尼亚大学Nancy Guy的《台湾的京剧和政治》(Peking Opera and Politics in Taiwan)等。
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民族音乐学科在中国逐步兴起、发展，越来越多的音乐学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美国学者对中国音乐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对“乐”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如美国国家民俗中心亚洲项目负责人、加州大学博士Nora Yeh对南音的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教授Helen Rees对云南纳西古乐的研究，匹兹堡大学博士 Witzleben对江南丝竹的研究，夏威夷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Frederick Lau对笛子音乐的研究，匹兹堡大学博士Li Pinghui对台湾北管乐团的研究，布朗大学博士Chen Yanzhi 对中国乐器和器乐的研究，马里兰巴尔的摩大学博士John 对琵琶曲的研究，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民俗学博士葛融对陕北民歌的研究等等。此类研究均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音乐形态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涉及曲式、音乐发展手法、音乐风格、地方特色等。
那么这些研究对于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态度之转变会作出怎样的贡献呢？至少，当中国音乐在海外不断被推广后，不会有人因为不习惯而发出“中国音乐是地狱之乐”的误评，不会因为不熟悉而发出“‘梁祝协奏曲’与‘青年钢琴协奏曲’是中国垃圾”的谬论，不会因为不了解而出现“图兰朵”中皇帝穿白袍的滑稽场景。
注释：
①引自[日]德丸吉彦著，王耀华、陈新凤译：《民族音乐
学》，P1
②转引自韩国《自西徂东：中国音乐文集》，（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社，初版，1981，西方人的中国音乐观，
P124―P154
参考文献：
[1]韩国.自西徂东：
中国音乐文集[M].（台湾）时报文化
出版社，初版， 1981
[2]宫宏宇.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
向，音乐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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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荣坤音乐理论家，传统音乐学家。天津音乐学院教授。祖籍浙江安吉，1930年8月生于上海。1949年6月参加湖嘉公学文工团并从事音乐工作；1951年9月入上海音乐学院干部专修班学习，1953年3月结业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局艺术处工作；1954年9月复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1959年毕业分配至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1978年以后，曾任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副院长、学报副主编等职，1988年晋升教授，1994年享受_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离休(仍担任学报编委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长期从事音乐美学、中国音乐思想史、音乐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音乐美学论集》(1997)、《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1991)、《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合著，2002)等五部；主编学术论文集《无穷的探索：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硕士论文选》(2010)和《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曾获省级人文社科研究一等奖(《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省级艺术科学研究一等奖(《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一等奖及陕西省高校精品课程“音乐美学”主持人等。曾主持国家“八五”社科基金“华南民族音乐与马来民族音乐考察与研究”、国家_部华夏英才基金会项目“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以及多个省级人文科学项目。
他长期浸淫于音乐美学思辨中，早期研究有科学主义色彩，又特别注意把现代西方美学与中国当代论域结合起来；在转向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后，特别关注精英史料与民间史料的结合、边缘史料与核心史料的结合，教学上尤其强调历史观、材料观与方法观的问题，主张跨学科、长时段、个案化的方法论。作中国学者进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进行音乐人类学考察的第一人，提出了“东南亚千年中国化”的命题；在音乐人类学教学上，特别注意把实地考察材料、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与历史和现实文献结合起来，把理论教学与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2011年起，开始招收中国音乐思想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把中国音乐思想史建设作自己的重要使命。2012年将出版专著《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