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原文及翻译

　　公得虔州，地远而民好讼，人谓公不乐。公欣然过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悉召诸县令告之：“为令当自任事，勿以事诿郡，苟事办而民悦，吾一无所问。”令皆喜，争尽力，虔事为少，狱以屡空。改修盐法，民赖其利。神宗即位，召知谏院。故事，近臣自成都还，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为言。上曰：“用赵某为谏官，赖其言耳。苟欲用之，何伤！”及谢，上谓公：“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龟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耶？”公知上意，将用其言，即上疏论吕诲、范纯仁皆骨鲠敢言，久谴不复，无以慰缙绅之望。上纳其说。熙宁三年四月，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

　　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许，请之不已。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时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游。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当复来。”至是适六岁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见父母。

　　以疾还衢，有大星陨焉。二日而公薨。实七年八月癸巳也。讣闻，天子赠太子少师，谥曰“清献”。

　　（选自《唐宋八大家文集》卷九十七）

　　译文：

　　亡故的太子少师赵清献公，去世三年以后，他的儿子守孝期满来向朝廷报告说：“先父已经安葬，然而墓道上的碑还没有名称和碑文，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显示给后人，（现在）冒昧地向朝廷请示。”皇上说：“啊，这位是我先前的贤臣，像郑国的子产一样用仁爱的方法安抚百姓，像晋国的叔向一样用忠厚的语言勉励士人。”于是用“爱直”命名他的墓碑，接着又命令我为他写碑文。

　　赵公名抃，字阅道。（他）幼年丧父，并且家境贫困，他就专心致志努力学习，考取景祐元年的进士乙科。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有个伪造印章的百姓，官员们都认为他应当被被处死。只有赵公说：“（他的印章）伪造在大赦之前，使用在大赦之后。大赦之前没有使用，大赦之后没有伪造，依法都不应该处死。”最终（那个人）免于死罪，全府的人都很佩服。过了一年，改任宜州通判。有个因杀人被判死罪的士卒，正关押在牢狱里，生病瘫痪了，身体还没有溃烂。赵公派医官为他治疗，使他不至于死在狱中。后来遇上朝廷大赦天下，这个士卒获得了赦免。赵公关爱百姓的周到，大致都像这样。

　　赵公主政虔州，（虔州）地处偏远，并且百姓喜欢在争辩诉讼，人们都认为赵公会不高兴（赴任）。（可是）赵公愉快地回到家里祭祀祖墓后就离家上任了。到了虔州，（赵公）对待官吏、百姓行事简易，要求严格而不苛刻。他把各县县令全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做县令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不要把事情推诿给郡府，假如事情处理好了，百姓也高兴，我就一点也不过问了。”县令都很高兴，争相尽心尽力做事，虔州的案件因此减少，监狱里面也因此屡屡空了下来。他又修改盐法，百姓依靠这些措施获得了好处。神宗即位，召赵公回京掌管谏院。根据先例，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成都回到京城，将要被重用，必定先更换到朝廷一个部门任职，不能直接任命为谏官。大臣为此向皇帝进言。皇上说：“任用赵爱卿作为谏官，是要依靠他敢直言啊。暂且要这样任用他，有什么妨碍！”到了赵公谢恩时，皇上对他说：“听说你单身一人就入了蜀地，随身仅携带一张琴和一只龟，你处理政事的简易也与其相称吧？”赵公知道皇上的心意，将会采纳他的建议，就向皇上呈上奏章说吕诲、范纯仁都正直敢谏，被贬谪很久了还不起用，这没法用来慰抚官员的心。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熙宁三年四月，（皇上）授予赵公资政殿学士的官衔，让他主管杭州政务。

　　赵公还没到七十岁，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没有被允许。他就不停地请求。元丰二年二月，加封太子少保的官职后退休。当时七十二岁了。赵公回到衢州老家居住，这里有溪水山石松树竹林等美景，吴越一带品行高尚的人都和他交往。赵公当初从杭州退休时，杭州人挽留他，他无法离开。赵公说：“六年以后我会再回来。”到这时刚好六年了。杭州人感恩赵公，迎接他就像见到了父母一样。

　　赵公因为生病回到衢州，当时天上有一颗大星星坠落下来了。两天后赵公去世。这一天是元丰七年八月癸巳日。报丧的文告发布后，皇帝追封他为太子少师，谥号为“清献”。

　　拓展资料：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1]（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23]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徙知徐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说：“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

　　苏轼在徐州期间，建苏堤、筑黄楼、种植青松、访获石炭，于徐门石潭祈雨，于徐州汉高帝庙祈晴，于萧县雾猪泉祈雪，与弟弟苏辙会宿于逍遥堂百余日，“同泛清河古汴”，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苏轼对王巩说：“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苏轼离开徐州之际，卜田徐州城南的尔家川，“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27]称“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四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28]

　　被贬黄州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29]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30]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94]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31]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轶事典故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建筑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多条长堤。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秋，徐州大水围城。苏轼通知大家“备畚锸，蓄土石，积刍茭”，同时急调5000人加固城基、高筑城墙。苏轼在水情严峻的城南，组织徐州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

　　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知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城区）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南北不二

　　晚唐五代以来，文人对《坛经》的阅读和接受更为普遍与深入。据《坛经》记载，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大师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苏轼接受了这种“南北不二”的观念，并在《闻潮阳吴子野出家》一诗中表达了“当为狮子吼，佛法无南北”的思想。在此诗之前，他在《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中也曾有“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的说法。

　　在“南北不二”观念的影响下，苏轼逐渐将南北融为一体，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露，如“人间底处有南北，纷纷鸿雁何曾冥”、“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既然“南北”本无分别，那么随心适意的生活状态便成了苏轼的人生追求，所谓“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之所，便是故乡。南北融合的思想观念以及“随缘自娱”的生活心态，对苏轼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心态的平和缘自对《坛经》南北观念的接受和对佛禅义理的深入理解，也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让苏轼与南宗禅结下了不解之缘。谪居岭南时期，他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了对南宗禅的向往：“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南行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佛禅因缘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不少诗文用此号署名。创作佛禅诗几乎贯穿了苏轼一生。彼时，禅宗思想盛行，恰逢苏轼政治失意、远离朝廷。由此，苏轼自觉地接受佛禅思想并融会贯通，将佛禅融入自己的诗作创作。不仅如此，禅宗也对苏诗的思想内容产生巨大影响，使苏诗具有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为洒脱的人生情怀。苏轼在学佛过程中主要吸取了华严宗“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在黄州时苏轼常与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僧友维林陪伴，可见禅宗义理对他生命的慰藉。

　　美食大家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朝云识我

　　苏轼一日饭后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内中所装何物，一婢说是文章，一婢说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独有王朝云朗声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

　　寄托了苏轼人生之感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朝云亦常为其吟唱。但每每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时，朝云便会感于句中所寓的悲情而恸哭不能自已，她说：“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正因为朝云是这样一个有着敏锐感受力和洞察力的知音，所以，她死后苏轼竟“终生不复听此词”。

　　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遯儿。“遯”即“遁”也，表达了其时苏轼已无意官场的决心。苏轼被贬惠阳时已年近花甲，虽然他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放达，但人们都明白他在政治上已很难东山再起。随着家势的每况愈下，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陪他的只有朝云。

　　苏轼到惠阳的第三年，朝云染瘟疫不幸亡故，年仅34岁。“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这是在朝云死后，苏轼无奈而深情的低语。

　　宽容大度

　　苏轼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冒用苏轼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辙的府第。

　　苏轼问他卷轴里装什么东西。吴味道惶恐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得到推荐成为乡贡进士，同乡凑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到京城时怕剩下不到一半数，所以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提携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苏辙）而已。纵然事情败露，也一定能得到宽恕。”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把丝封了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里任职。真是倒霉，我也无话可说了。”

　　苏东坡看了好一会，笑着让管文书的家仆把旧封条除去，换题上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竹竿巷”字样的笺条，又亲手写了一封给弟弟苏辙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

　　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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