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班彪（3年～54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画策事汉”。经窦融推荐，被汉光武帝征召，任徐县令。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

　　司马迁后，许多人采集时事以接续《史记》，“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班彪博学多才，对于《史记》及续写《史记》的情况作了细心的考察，据《后汉书·班彪传》载,他一方面赞扬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另一方面又批评司马迁不与孔子同是非，背离了“五经之法言”，“大敝伤道”。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此外，《后汉书》 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其中《北征赋》写他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重在抒情，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他另有《王命论》一篇，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见于《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及《文选》。

家族成员
　　父亲：班稚
　　姑母：班婕妤
　　儿子：班固、班超
　　女儿：班昭

人物评价
　　范晔评价他：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班彪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

学术思想
　　班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他的史学观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是一个大弊端。然而他也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他的这些观点完全被班固继承，对于《汉书》的编撰影响颇深。

代表作品
对时政建议：《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
史学：《前史略论》、《史记后传》65篇，为班固《前汉书》打定了基础。
文学：《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

早期经历
　　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

投奔隗嚣
　　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

　　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

　　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

主事窦融
　　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

　　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

潜心修史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时，司马迁著了《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

　　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其略论写道：”

　　唐虞三代，据《诗经》、《书经》的记载，每代均有史官，管理经典著作，到了诸侯各国，每国均有历史，所以《孟子》上说"楚国的历史叫《木寿杌》，晋国的历史叫“乘”，鲁国的历史叫《春秋》，他们记载历史都是一回事"。鲁定公、哀公的年代，鲁国君子左丘明收集当时的历史，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材料，写成《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乘》和《木寿杌》的事就不行于时，而《左氏》、《国语》就得到人们的重视传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迹的书，叫做《世本》，共一十五篇。

　　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吞并诸侯，就有《战国策》三十三篇问世。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情况，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皇帝的年代，太史令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太始二年获应，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

　　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读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情，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写得细致委婉,很有条理。司马迁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轶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举出郡县，写出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可能是没有顾及到吧。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古书上说：“杀虫见极（按:此四字不好理解。“杀”，作“杀青”讲，引申为“写历史”。“极”可作“标准”讲，译为“写历史是为了使人们见到一些标准”。）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义。’”

　　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

　　班彪又上言道：”

　　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不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之义，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淫逸懒惰，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给孙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哩。”

　　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

　　此外，《后汉书》 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其中《北征赋》写他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重在抒情，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他另有《王命论》一篇，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见于《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及《文选》。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班彪死在官位上，终年五十二。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