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古代名相管仲的成语故事 篇一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他是齐国国君的重要谋士和参谋，被誉为“管仲之器，无所不如”。管仲智谋过人，善于治国安民，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成语故事，让后人传颂不已。
有一次，齐国国君想要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宫殿。管仲知道这样的行为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百姓生活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劝谏国君不要盲目修建宫殿，而是应该注重百姓的生计和民生。管仲对国君说：“安邦治国，求民之生，而不可求美之宫也。”这句话后来被人们引为经典，成为了“求民生”这个成语。
管仲还曾经与另一位谋士鲍叔牙一起辅佐齐国国君，他们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他们曾经联手推行“变法”政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得齐国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他们的成功合作被后人称为“管鲍之交”，成为了鼓励人们友好合作的一句成语。
管仲一生坚持忠言逆耳，不畏权贵，他的为政之道和智慧被后人传颂不已。他的成语故事让人们铭记于心，成为了后人学习和效仿的楷模。
古代名相管仲的成语故事 篇二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他以高超的谋略和卓越的才智闻名于世。他一生忠于国家，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留下了许多令人敬仰的成语故事。
管仲在治国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手段。有一次，国君问他如何治理国家，管仲回答说：“臣闻君臣之义，不如父子之义。父子之义，以忠为本。臣以忠尽职，何故治国不可？”这句话后来被人们引为经典，成为了“忠臣”这个成语。
管仲还曾经提出过“去羽毛，霸王”这个成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应该以德治国，以德服人，而不应该依靠武力和压迫来统治百姓。他主张国家应该建立在道德和仁爱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管仲一生忠诚为国，智慧过人，他的成语故事传颂至今，启示后人。他的治国智慧和为政才能，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成为了中国古代名相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古代名相管仲的成语故事 篇三
。看见另一个事物就想改变原来的主意。多指人无定见，意志不坚定或喜爱不专一。
这则成语
出自《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小匡》篇，反映了齐桓公不计“箭射”之嫌，起用管仲为相国后，虚心向他请教治国方略并与之对话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了“分民而居”、“做内政而寄军令”的安邦定民的政治主张。“见异思迁”这则成语就出于管仲“分民而居”的论述之中。
齐桓公问管仲：“怎么安排人民的住所和职业呢?”管仲回答说：“士、农、工、商四类人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能让他们杂处，杂处则说话做事都会乱。所以从前圣王安排知识分子，就让他们到清净的地方;安排手工业者，就让他们在官府作坊;安排经商的，就让他们到集市、大街上;安排农民，就让他们到肥沃的田野中去。”
接着，管仲依次论证了士、工、商、农各居其所的好处：让士人们一起居住在闲静之地，则他们会父慈子孝，仁爱恭敬，并以此教育子弟，则其子弟会从小耳濡目染、心思安定，不会见异思迁;让那些农民，聚集居住在一起，明察四季的变化，权衡各种农具的用处，早起晚归地在田野中辛勤劳作。他们的孩子也会因为从小熟悉劳作，而心思安定，不会见异思迁;让工匠们居住在一起，鉴别好的材料，分辨质量优劣，相互讨论工作，比赛技巧，提高智慧并用以教导子弟，从小习惯，心思安定，不会见异思迁;让商人们居住在一起，他们根据年景的好坏、四时的变化料定物资多寡、计算商品贵贱，他们整天做这些事，并用以教导子弟。相互谈论盈利，相互陈说物价，从小习惯，心思安定，就不会见异思迁。
“分业而居”，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行业居于一地，便于统筹、规划管理。其中自有其科学的道理。这么讲，当今的化工区、工业园区建设，乃至城市规划中的区域功能划分，便是管子思想的生动体现。
2、九合一匡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简称，资料共享平台
《古代名相管仲的'成语故事》()。九：概数，
言次数之多。匡：匡正、纠正。意为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安定天下。
这则成语出自《论语·宪问》：“(齐)桓公九合诸侯。”又“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
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内政，致力于富国强兵，增强国力;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树立了自己的威严和信誉。桓公、管仲曾多次会盟诸侯，抑强扶弱，存亡国，继绝世，匡正天下于一统。其主要会盟情况如下：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会宋、陈、蔡、邾于北杏(齐地，今山东东阿县境)。桓公六年(前680年)，会周卿单伯、宋、卫、郑于鄄(今在山东鄄城)。桓公七年(前679年)，会宋、陈、卫、郑于鄄。桓公八年(前678年)，会宋、陈、卫、郑、许、滑、滕于幽(今北京通县房兴一带)。桓公十九年(前667年)，会宋、鲁、陈、郑于幽。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会宋、鲁、郑、曹、邾于柽(今河南淮阴县西北)。桓公二十八年(前658年)，会宋、江、黄于贯(今山东曹县南)。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会宋、江、黄于阳谷(今阳谷)。桓公三十年(前656年)，会宋、陈、卫、郑、许、曹、鲁于召陵，与楚盟于召陵，史称：“召陵之会”。桓公三十一年(前655年)，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桓公三十三年(前653年)，会鲁、宋、陈、郑于宁母(鲁地，今山东金乡一带)。桓公三十四年(前652)年，会鲁、宋、卫、许、曹、郑于 (在今山东鄄城西)。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会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使者于葵丘(今河南省考城县附近)。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咸(在今河南濮县境)。桓公四十年(前646年)，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牡丘(或说聊城东北七十里有牡丘，齐地)。桓公四十二年(前644年)，会鲁、宋、陈、卫、郑、许、邢、曹于淮(今安徽南陵县)。
其中最重要的是桓公三十五年的“葵丘会盟”，这次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的盟会，标志着其霸业达到春秋时代极盛的顶峰。其时，齐桓公作为春秋首霸，在周王权失控、战乱不止动荡的形势下，尊王室信诸侯，安四境，对保护中华文明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桓管霸业这样评价：“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散发不作髻;左衽：衣服瓣襟向左掩。指古代中原地区以外少数民族的装束，也指沦为夷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桓公和管仲，华夏民族早已成了戎狄的俘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