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投资发展周期：新兴市场国家的检验与拓展
作者：陈建勋翟春晓
财贸经济 2015年05期
新兴市场国家泛指经济发展水平介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持续完善的经济体（祝梓翔等，2013）。新兴市场国家近20年来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上更多的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按照国际金融公司的界定，判别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这个国家的人均GNP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其二，它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相较于其GNP水平偏低。当然，这样的判别标准仅供参考，事实上有些被界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韩国等，已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各自的定义，许多机构，如标准普尔、道琼斯等，列出了数量不等的新兴市场国家清单，目前已被接受的提法如“金砖四国”、“战略前沿十国”、“新兴领导增长经济体”等。综合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等。
新兴市场国家如今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国际经济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先行者相比，这些后来者在缺乏必要垄断优势的前提下，凭借组织战略或商业模式创新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通过海外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来巩固其全球市场份额并获取母国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将国际化作为迅速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规避母国制度与市场限制、赶超先进竞争对手的一种战略手段，其独特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型跨国公司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新趋势。
既然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路径是否与发达国家的相同？Dunning（1981）所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DP）在新兴市场国家是否适用？针对这个研究问题，现有研究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基于此，本文运用13个新兴市场国家1993-2012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尝试对其投资发展周期进行检验和拓展。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
第一，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背后的假设前提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实践的基础之上，本文重新思考这一假设前提，验证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是否符合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现有研究往往是对某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进行分析，缺乏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发展周期共性的归纳和提炼，本文通过较为系统的论证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通过数据检验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适用性。
第二，本文尝试归纳和提炼了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发展周期的独特态势和规律。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都呈线性关系发展态势，而新兴市场国家则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发展态势。同时，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显示人均GNP与净对外投资额之间呈U型关系，而新兴市场国家则呈现倒U型关系。本文尝试对这一独特的发展态势和规律进行了理论阐释。
第三，对新兴市场国家独特的投资发展周期，本文对其投资发展周期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发现新兴市场国家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阶段，其每个阶段的对外投资都超前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预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投资发展周期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论述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第四部分是统计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
（一）理论框架
早在1977年，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OLI理论），克服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中只注重资本流动的缺陷，而将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推动了国际投资研究朝向更为综合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本质上，该理论仍基于静态的视角。那么，如何从动态视角看待国际直接投资？1981年，Dunning又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将一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与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拥有的综合优势（即OLI优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1981）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时，该国经济落后，几乎没有内部化和区位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空白状态，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也很低；第二阶段是当人均GNP介于400～1500美元之间时，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来国内市场潜力的增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区位优势开始突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增加，但由于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不明显，其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第三阶段是当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时，该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开始拥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这一阶段其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都达到较大规模；第四阶段是人均GNP超过4750美元时，该国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突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相当大。1988年，Dunning又提出了第五个发展阶段，指出处于该阶段的国家仍然为净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出国，但绝对值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始下降，然后围绕零水平波动。此时，其对内、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继续增加。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探讨了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和流入两个方面及其互动关系，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发展规律，阐述了一个国家逐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生成与发展趋势，为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提供了较为恰当的理论框架。
（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诞生之后，国内外的学者曾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外文文献来看，Dunning（1988）利用巴西、哥伦比亚、韩国、菲律宾四个国家1960-1982年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和人均GNP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这四个国家当时尚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个阶段；2001年，Dunning，Kim和Lin运用台湾和韩国的数据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了验证；Barry，Gorg和Mcdowell（2003）运用爱尔兰1980-1999年的数据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了验证；之后，Dunning，Kim和Park（2008）对之前提出的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拓展，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还更多表现为政府资源攫取战略的结果，尤其在能源和自然资源产业更为突出，从而更加强调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特殊性；Luo，Xue和Han（2010）则进一步深化和明晰了政府在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外资促进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劣势；Tian（2010）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通常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重要驱动力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溢出效应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区别；Sonia和Sonia（2012）探讨了斯洛伐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及其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对大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特征进行了归纳；Zhang，Li和Li（2014）从学习的视角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土企业能够通过长期的技术学习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进而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在中文文献方面，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对1984-2001年间中国人均GDP和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路径基本符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J形曲线假设，认为中国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邱立成、于李娜（2005）通过对中国1982-2002年间的'数据分析，认为中国目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净对外投资额和人均GDP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杨建全、杨晓武和王洁（2006）运用中国1985-200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尚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第二阶段的结论；朱华（2012）通过对1991-2010年间中国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Net Outward Investment，NOT）与人均GDP的回归分析，认为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已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即中国的投资发展周期短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预期；尹德先、杨志波（2013）运用中国1982-2010年间的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基本适用，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针对以上冲突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对投资发展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判断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从以上文献评述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大多是以某个或某几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这些国家的适用性。只有少数学者以某类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如赵晓笛（2007）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展之路，但仅仅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而对某类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家进行研究，则可能得出更为普适性的结论。
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概念提出时间不长，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目前大多集中于经济增长、汇率、金融等领域，而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发展周期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即使有，也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比如中国）。而现有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的新特征。具体来说，从时间跨度来看，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早，具有“先发优势”，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起步较晚，具有“后发优势”；从投资主体来看，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而新兴市场国家的主体则包括中小企业，即天生国际化企业（Born-global），它们成立不久便大步迈出国门，在较短时间内把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多个国家与当地企业、其他跨国公司进行竞争；从进入模式来看，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合资、独资的方式，而且独资方式渐渐成为主导，新兴市场国家往往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国家的海外并购方式逐渐增多，通过不断收购国外大型的、有实力的企业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投资规模来看，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迅猛增加，但是在总量上，发达国家仍占绝对优势；从区位分布来看，根据垄断优势理论，传统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垄断优势，大多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投资区位，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投资区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表1对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投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比较。
既然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差异性，那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否适用？其投资发展周期与传统发达国家有哪些不同？其对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有哪些拓展？不可否认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未来国际投资理论和实践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现有理论对以上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运用近年来的数据对以上问题做出较有说服力解释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尝试检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以期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有所拓展或补充。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13个新兴市场国家1993-2012年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尝试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埃及、尼日利亚、南非、菲律宾、土耳其、俄罗斯、孟加拉国、伊朗、巴基斯坦。之所以选择这13个国家，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1）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2）参考现有学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界定和说明（桑百川和李记广，2011）；（3）结合摩根斯坦利国际MSCI新兴市场指数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界定。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最终选择了13个国家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本文所涉及到的吸引外资额、对外直接投资额、以及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流量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这样保证了数据来源的统一性与可比性。由于俄罗斯1991年才成立，1992年的对外投资额较小，且贸发会议数据库里的数据更新到2012年，因而本文选取1993-2012年作为样本时间区间。本文中的人均GNP以及人口数量均来自于世界银行。人均吸引外资额、人均对外直接投资额、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是用相应的贸发会议数据库中的流量数据除以对应年份的人口数量计算而成。
本文采用Dunning（1981）的分组方法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验证。考虑到本文选择的数据区间是1993-2012年，而Dunning（1981）的数据区间是1967-1978年，为保证数据标准的可比性，需要按照可比价格将本文选取的数据进行折算。在可比价格选择方面，本文以通货膨胀率作为折算指标，以剔除历年来价格变化的影响。本文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历年反映通货膨胀率的GNP折算指数的平均数，将GNP以及相应的国际直接投资数值换算成接近于1971年的物价水平。①本文选取2012年的人均GNP作为参考依据，将13个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分组。②具体的算法是：在分组之后分别计算每一组别在1993-2012年间，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加权平均和非加权平均值（具体分组结果和算法见表2下说明），再对结果予以比较。该算法虽然需要统计的数据量较大，但是结果较为直观，分组较为明显，而且排除了一些随机因素。同时，为弥补随机分组的不足，本文也对该算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参考年份选为其他年份重新进行计算，以保证数据结果的稳健性。
四、统计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人均GNP与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和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Dunning，1981，1988；Dunning和Narula，1996）假设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关。本部分按照可比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依据Dunning（1981）的计算方法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GNP进行分组，并计算出相应组别的吸引外资额、对外直接投资额、以及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2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在1993-2012年的人均投资额和人均GNP（2012）。
从表2可以看出，根据可比价格折算后的新兴市场国家1993-2012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不论在吸引外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一种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态势，其净对外投资额则大致呈现出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态势。③而传统投资发展周期阶段和趋势则是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呈现线性态势，其净对外投资额随人均GNP的提升呈现U型态势。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和独特性，其原因可能在于：（1）从吸引外资方面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吸引外资起步较晚，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往往在该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受到外资的青睐。再加上本国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策激励和相关优惠措施，以及借助“后发优势”学习发达国家吸引外资的经验，从而能够在克服本国相关劣势的条件下吸引到外资。但是，仅仅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政策等优势虽然在短期之内能够获得一定外资规模，但是并不能保证吸引外资的持续性。因此，需要通过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和技术升级、提升投资质量的标准和完善制度环境等方式来获得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外资，而在此转型和升级过程中，可能会“挤出”一部分与本国发展目标不相符合的外资企业，从而导致外商撤资和外资规模的减少。但是，随后却会由于转型升级的长期外溢效应从而吸引到更多符合本国发展目标的外资，最终实现外资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出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2）从直接对外投资方面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并不一定在具备OLI优势的前提下才进行海外投资，正如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出现，以及一些国家的企业集团通过分拆（Spin-off）成立子公司的方式，自企业建立之初就将经营目标定位于全球市场，从而可以在人均GNP较低的情况下“走出去”。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规模和技术优势不明显以及国际竞争力不足等劣势，在海外市场去克服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方面需要承担更高的学习成本和投资风险，这会导致海外经营收入的减少和投资额度的降低。不过，从长期来看，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嵌入于东道国市场的价值链和生产网络，通过本地化的适应和学习过程来积累经验，最终能够带来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从而从趋势上也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对内和对外投资的U型态势反映到净对外投资额方面便呈现出倒U型曲线，这是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态势不同的独特之处。
具体来说，按照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第一阶段，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额几乎为零。但是，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均GNP低于50美元时，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出现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即使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同时，本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和全球资源攫取战略的考虑，也会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刺激来鼓励本国企业在成立之初就进行海外投资。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起源并倚赖于它们的全球视野和能力，使得它们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快速发现机会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就能够从事海外投资。综上，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超前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预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按照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人均GNP介于400～1500美元的第二阶段，由于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政府政策、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的发展，区位优势大幅提升，能够吸引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本国企业在所有权、内部化等方面的优势有所凸显，因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是数量较少，仍旧以吸引外资为主，从而表现为吸引外资额增多，导致净对外投资额为负且差距不断增大。从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来看，在人均GNP介于51～500美元之间时，吸引外资整体上大幅上升，对外直接投资额相对较少，两者差值为负且差距不断变大，这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GNP相对更低的水平时已提前进入到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
按照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人均GNP介于2000～4750美元的第三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出于经济发展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一些国内产业开始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去，而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始向国际市场扩张。这个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要远大于吸引外资的速度，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虽然仍为负，但是差值不断缩小。从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结果来看，其在人均GNP大于5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之前大幅提升，且其增长速度大于吸引外资的速度，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虽仍为负但差值在缩小。从以上的数据结果来判断，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整体上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阶段。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表2是根据2012年的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NP进行分组，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为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本部分，我们将年份进行替换，随机选取2001年的数据。从表3可以发现，即使按照2001年的人均GNP来进行分组，新兴市场国家在投资发展周期上仍然表现出相似的发展态势，在趋势上与表2的结果差异不大。当然，为了提高数据的稳健性，我们又随机采用了1993-2012年间的其他年份人均GNP作为分组依据，数据态势与表2的结果差异不大，交叉验证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发展潜力和增长速度引起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表现出了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那么，在此背景下，从动态发展路径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投资发展周期方面与传统发达国家是否也存在差异？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否适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尚相对较少。即使以中国为样本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研究成果，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朱华（2012）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尹德先、杨志波（2013）的研究结论则刚好相反。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阶段重新进行考量，以期检验其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本文运用13个新兴市场国家1993-2012年的数据，采取分组统计的方法，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以及其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发现：（1）就发展态势上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阶段，这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预期不同的是，新兴市场国家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其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并不是像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预期的呈线性关系，而是呈现一种U型发展态势。其净对外投资额也并非如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预期的呈U型态势，而是表现出一种倒U型态势，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投资发展周期上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独特之处，本文对其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尝试进行了理论解释。（2）在具体发展阶段的界定标准上，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第一、二、三阶段的划分标准分别是400美元以下、400～1500美元、2000～4750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二、三阶段的划分标准则分别为50美元以下、51～500美元、5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在投资发展周期的趋势上具有独特性，且其具体阶段的划分标准也与传统发达国家明显不同。（3）到底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是超前还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有学者以中国为例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朱华，2012；尹德先、杨志波，2013）。本文运用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样本进行检验后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在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二、三阶段都明显超前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预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针对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新兴市场国家不论在吸引外资还是对外投资总体上呈现一种U型发展态势，这表明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借助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能够获得相当部分的外资青睐，也可以凭借天生国际化企业和政府刺激政策进行海外投资，但是这个阶段获得的外资规模优势是短暂与不可持续的，需要经过一个转型和升级的过程才能进一步提高外资质量。那么，在此过程中，需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通过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来打造吸引外资的软环境，也需要这些国家的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技术联盟等方式提升其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以便在此转型过程中能够切实提升吸引外资的质量和规模。（2）相对于传统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要超前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预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在人均GNP相对低的条件下，已经有相当的对外投资规模，并且投资发展周期的每个阶段也比传统发达国家要更早。尽管如此，新兴市场国家尚未进入到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四阶段，也就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扩大向全球市场输出资本的规模和能力。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简化海外投资审批流程和提高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海外投资促进平台和机制，为其提供合理的产业和区域布局规划，在提升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也优化对外投资的结构。同时，企业需要逐渐从学习、模仿和适应的过程转向主导、探索和自主创新的路径上，从根本上提升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其对外投资的可持续性。
尽管本文尝试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进行检验和拓展，并得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研究结果和独特规律，但是仍存在一些需要在未来进一步研究的空间：（1）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选择1993-2012年间的样本区间，也只能验证到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阶段。而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外资规模的扩大，运用时间跨度更长的样本区间，将可能检验到新兴市场国家在第四甚至第五阶段上是否也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存在差异，从而可以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做进一步的拓展。（2）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统计数据的不完整性，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统计标准的差异性，本文选择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作为依据，在难以获得其他指标的条件下，采用通货膨胀率作为可比价格折算指数，在未来还可以尝试采用其他指标作为可比价格折算指数来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①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按可比价格折算的建议。
②Dunning（1981）是随机地将1971年的人均GNP数据作为分组的依据。本文也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以2012年的人均GNP作为分组依据，同时也采用其他年份作为分组依据来进行交叉验证和稳健性检验。之所以首选2012年，一方面是该年份数据值的变化区间更大，其最小值到最大值的变化区间比其他年份的数据更有代表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是该年份的数据进行分组，可以得到更多的组别，而其他年份的组别则被包含在内，因此首选2012年作为分组依据。
③当然，先下降后上升也可以是一种J型曲线，本部分并不侧重其具体形状的描述，而是关注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和态势，并侧重于对其机理的解释，因此，以U型来阐释更加形象。倒U型的情况类似。另外，由于数据态势比较明显，且数据点较少，就没有再用图形展示，从表中可以直观看出其变化趋势。
作者介绍：陈建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翟春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10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