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古代战车
古代战车
古代战车(古代战车)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用于攻守的车辆。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并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习惯将攻车称为战车，或称兵车、革车、武车、轻车和长毂。夏朝已有战车和小规模的车战。从商经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
目录 历史发展 基本结构 武器装备 战车挖掘 收缩展开 历史发展商朝
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在《考工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述。193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车马坑中，首次出土一辆商朝战车。坑中南端并排着器具、马骨，车内外分布着 3套兵器。从出土于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古墓中的战车可以看出，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独辕（輈），两轮，长毂；横宽竖短的长方形车厢（舆），车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与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出厢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两轭用以驾马（图1商朝战车结构图）。 商朝战车轮径较大，约在 130～140厘米之间，春秋时期缩小为124厘米左右；辐条18～24根；车厢宽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间（山东省胶县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厢宽达 164厘米）,进深80～100厘米。由于轮径大，车厢宽而进深短，而且又是单辕，为了加大稳定性及保护舆侧不被敌车迫近，战车的车毂一般均远比民用车的车毂长。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毂长40厘米，轴头铜軎（音wei4，车轴头）长13.5厘米,总长度达 53.5厘米（图2西周战车复原图）。根据对有关出土车辆主要部位尺寸的测定和比较可知，商周时期战车结构的变化是：轨宽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而轮上辐条的数目则逐渐增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高战车的速度和灵活性。
西周
西周中期以前，一般采用长型軎饰，其长度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后则通行短型軎饰，其长度在 8～10厘米之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 1件矛状车軎，通长37.5厘米，它不仅用于保护和装饰轴头，而且也是带有攻击性质的装置。车轴是战车驰骋时急剧转动的关键部件，为防损坏，战国时期已开始在轴毂之间装置铁锏，以减少轴毂的摩擦。据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出土实物可知，铁锏为半筒形瓦状，每轮 4块，均以铁钉固定在轴杆上。枒饰是包在车轮辋上的铜片，纵断面呈 U形，固定在轮辋上的接缝处。轮辋为双层结构，每层均由两个半圆形木圈拼成，里外两面的接缝错开，互成直角，造成每一轮辋有4个接缝处，用4个枒饰加以紧固。 战车每车驾2匹或4匹马。4匹驾马中间的2匹称“两服”,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左右的2匹称“两骖”，以皮条系在车前。合称为“驷”。马具有铜制的马衔和马笼嘴,这是御马的关键用具。马体亦有铜饰,主要有马镳、当庐、马冠、月题、马脊背饰、马鞍饰、环、铃等。 战车每车载甲士 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这种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车马坑中,3名甲士分布两处,车后2人，舆侧1人；3套兵器,第一套华贵精美,余两套仅为一般的铜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兵器的品种也明显地有射御之分。
春秋
据《左传》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乘法也与此相同。此外，还有4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但这是临时搭载性质，并非通例。除3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车上还备有若干有柄格斗兵器。据《考工记·庐人》记载，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称“车之五兵”,这些兵器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有“”，这是较早的一个车字，可以看出舆上高插兵器的形状。但是在实际出土的战车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种却往往不象记载的这样齐全。 国君所乘的战车称为“戎车”，其形制与一般战车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后，军队中出现了专职将帅，国君已经不必亲登战车指挥作战，因此戎车便失去其作为国君专乘的意义，而成为将帅的指挥车。 每乘战车除车上的3名甲士以外,还隶属有固定数目的徒兵（春秋时期称为步卒，战国时期称为卒）。这些徒兵和每乘战车编在一起，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便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这一情况反映出当时的军队以战车为中心的编制特点。商周时期的战车，是中国奴隶社会军事技术装备的集中代表，当时所使用的畜力驾挽的双轮战车，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车上甲士的青铜兵器装备，发挥了当时兵器的最大威力；车上还配备有旗鼓铎铙，用以保证军队的通信联络和战斗指挥。作战时，甲士站在车上，徒兵跟在车下，而当一方车阵被击溃之后，胜负便成定局。所以当时的战争，主要就是战车之间的战斗。
秦朝
秦朝战车的乘法和使用情况，可以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兵得到准确反映。尽管出土时木质车体已经朽毁，但从陶质的战马、甲士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战车仍然是前驾4马，甲士3人，战车的形制也没有很大变化。秦汉之交，汉将樊哙曾以轻车和骑兵攻破雍南；汝阴侯夏侯婴善用战车，曾 4次以战车突击立功；车骑将军灌婴曾以车骑追击项羽至东城。说明在汉初的战争中，战车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大约到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40～前87）,汉王朝的军队为了与匈奴进行持续的战争，发展了大量骑兵部队,此后,战车在战场上便逐渐消失。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前面的`一号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
基本结构战车为木质结构，一般在重要部位装有青铜件，通称车器，用以加固和装饰。 在车战的起始阶段，使用战车的数量较少。据《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戉邑，仅使用了战车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达到一次动用 300乘的规模。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达4000乘以上。到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拥有大量步兵的新型军队开始组成。而铁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进，又使步兵得以在宽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战车车体笨重，驾驭困难，其机动性受地形和道路条件的限制，遂逐渐被步兵、骑兵取代。但是，这一作战方式的演变过程是极其缓慢的，直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战车数量仍相当可观，大规模的车战仍然时有发生,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当时秦军的组成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但这时的战车已不再担负主要的作战任务，车战也不再是军队作战的主要方式。 战车是战术性的武器,而骑兵变成了战略性的力量,战争并不一定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的硬撼.军队的机动性在战略方面表现得更好.中国在唐朝以后之所以对游牧民族的战争屡显劣势就是因为失去了产马地,部队丧失了机动性,只能固守,无法追击.没有机动性的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无法寻歼敌主力,反过来,具有高机动性的骑兵,总是能获得战场主动权,并能够在战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安全撤出战斗.同样道理,战车的机动性劣于骑兵,虽然威力大,但是缺乏机动性,同样多的马匹建立的战车部队,还需要步兵的协同.花费大于骑兵部队,却缺乏骑兵的机动性,全骑兵部队显然更有优势,有时体现在战略机动性上.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用于攻守的车辆。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并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习惯将攻车称为战车，或称兵车、革车、武车、轻车和长毂。夏朝已有战车和小规模的车战。从商经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
武器装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兵车行》，沉痛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和给百姓带来的痛苦，称得上中国古代相当早的反战之作。“车辚辚，马萧萧”，描述的虽然已主要是唐代军中的辎重运输车辆，却也让人联想起我国商周时期战争的主力军——战车曾经的辉煌。 在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车乃至战车是什么模样？过去因为仅见于文献的记载，所以人们并不知其庐山真貌。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车子的残迹，但因为古车都是木质，腐朽后只能在黄土中留下特殊的痕迹，没有清楚的认识和成熟的田野技术，根本不可能将其剥剔出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社科院考古所）夏鼐先生率领的考古学家，才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田野考古中，第一次成功剥剔出战国时期的车子。这种车子虽然只是保留在泥土中的形态，但清晰可辨，准确可靠，完整再现了古车各个部位的形制和细部尺寸，学者们据此在考古报告中细致绘出了它们的图像。 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考古工作者们又陆续在河南、陕西、北京、甘肃、山东、河北、湖北、山西等地殷商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中不断摸索，获得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先秦古车的遗迹遗物。 综合这些出土古车资料，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车子的模样了：它们是木质，独辕，两轮，车厢方形并从后面开门上下。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一般是驾两匹或四匹马。车轮轮径较大，装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 战车的状况
